清末中国大规模防疫法规建设之滥觞

文章所指清末中国大规模防疫法规建设,特指为应对1910-1911年间东北大鼠疫而形成的以东北为核心之全国范围的防疫法规建设。在清王朝行将灭亡的最后年代,朝野为了应对来势凶猛、波及范围辽阔的"庚戌大鼠疫",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了大规模防疫法规建设高潮。相关防疫法规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内容的广泛性上,抑或是防疫法规的专业性上,在此前都从未有此规模。它标志着清代末年首次大规模防疫法规建设之滥觞,客观上为民国初年防疫法规的系统建设和颁布提供了前提条件。

清末中国“史界革命”论

清末中国以"新史学"勃兴为标识的"史界革命",以崭新的历史观念、全新的史学追求、空前的传播方式,开辟了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新纪元。本文深入探讨了这场革命的内在理路、主体表现及其推动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划时代意义。

有图自东方来:明信片上的清末司法场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西方人印制了不少以清末中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内政外交和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明信片,其中有些涉及拘捕、庭审、枷号、站笼以及死刑执行的场景。这些明信片既记录了司法实践的某些真实片段,亦反映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心态。这些照片、绘画及据以制作的明信片,强化与扩大了中国酷刑实践的视觉效果与传播范围,使西方人能有更多机会接受中国司法的负面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污名化中国司法的意图。鉴于法律史学界极少关注这些图像资料,因此,对其进行图像学分析与文化学解读,将有助于反思、解构以及批判西方人对清末中国司法实践的话语,并推进对清末司法文化的研究。

从法国外交档案看“苏报案”背后的列强争斗——兼谈清末中国外交之窘境

1903年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苏报案＂震惊中外,围绕是否引渡涉案人员以及如何量刑等诸多问题,清政府与在华列强,及在华列强之间展开了反复的争斗。通过对法国外交部馆藏1903-1904年《苏报事件》档案的解读,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列强干涉清末中国问题的研究,同时通过法国外交官视野也可就清末中国外交之窘境作一探析。

跨语境的“自治”概念——西方·日本·中国

西方的"自治"概念与制度在19世纪中叶以降传入日本和中国,与两国原有的概念、制度发生碰撞与变形,而其中变形产生的历史、政治和社会原因值得探讨。在西方的历史脉络中,"自治"一词具有两重含义。一是盎格鲁-萨克森式的以议会主权和人民主权为基础的"人民自治",一是普鲁士式的由地方政府分担国家行政事务的"团体自治"。前者在明治初年作为"自由"的同义语进入日语世界,成为自由民权运动中民权派对抗专制权力的思想武器。明治中期普鲁士式地方自治制度确立后,"自治"的含义也随之转变为由地方之人"分担国家的行政事务"。在清末中国,"自治"一词承载了改良和革命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理念。改良派以儒家政治传统中的乡治思想为媒介,主张在县以下增设乡官以补官治之不足。革命派则主张通过省之"自治"或由汉人实行"地方之分权自治",以实现推翻清朝的政治目的。清廷仿照普鲁士、日本实施的城镇乡地方自治制度继承了乡绅自治的传统,由地方士绅在"官治"之外从事本地方的"公益事宜"。

近代“海权”概念在中国的确立

人类是随着海权的发挥而先后步入世界史和近代史的。清末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促动下展开近代“海防”建设;其间“海军”“海战”意识的萌发可谓是对西方海权冲击的回应。19世纪90年代美国人马汉首先提出系统的海权论,使“海权”成为具有历史哲学意味的战略概念。此概念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传到日本,译作“海上权力”,简称“海权”;于清末传入中国。在梁启勋等人的论述、近代中国关于海洋问题的实务中,“海权”概念得以确立。

梁思成中国近代建筑研究初探

20世纪50～60年代是梁思成建筑史研究的一个特殊时期,在此期间,由于种种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使其在学术研究领域投入时间、精力相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大大减少。但若仔细考察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梁思成仍然对中国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其宏观、系统而又颇具前瞻性的学术思想在这一时期也得以进一步延续和发展。本文拟从"中国近代建筑研究"这一侧面切入,结合大量的学术访谈,试图将梁思成对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历程进行较为全面的回顾,从而进一步对梁思成中国近代建筑研究的特征、动因及意义进行初步总结,以填补以往研究中的空白。

清末民初时期与新时期女性画家之比较研究

文章以清末民初时期女性画家萧淑芳和新时期女性画家罗寒蕾的中国画为例,通过对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的对比总结出女艺术家在每个时期的许多不同之处,新时期的艺术观念使得她们在变革的步履中唤醒了自己的主题意识,并大胆正视自身的存在,坚定地走自己的艺术道路。

编写教科书与建构认同——刘超《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评述

历史以碑刻、族谱、仪式、口语、童谣、影视、学术研究、教科书等再现形式,无声地塑造了我们的历史意识与民族认同。很多时候,我们对此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催生我们对此产生反省的,既可能是面对相似又相异的历史意识的主体,~①也可能是经过相对专业史学训练,带着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眼光,返照看似已成定论的"历史"。对于许多学生来说,教科书或是他们唯一能阅读到的书籍,甚或是他们第一且唯一的阅读机会。~②因此教科书所呈现的历史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一时、一地社会历史意识的温度计:其升降变化(内容的变化)及读者记忆,似可提示特定时空下社会形态、历史意识和文化观念的变迁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