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降黄宗羲研究批判

清末以降,对黄宗羲的研究出现了各种误读现象。清末民初,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学者们将他的思想直接与西方民主、自由等思想相嫁接;五四时期,学者们在中西对立的框架下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他进行了新的阶级定性;文革时期,他被当成法家的代表人物予以肯定;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港台、海外学者开始在多元化的框架下建立起共同的研究平台。

清末以降的人权思想与实践(1840-1947)

中国传统社会并不存在人权这一概念,而只有民权的概念。这是因为,作为个体的'人'是与整个社会和国家相对立的,强调国家权力是对于个体自由的威胁。而'民'表达的是作为'群体'的民与君主的对立,强调国家权力由君向民的倾斜,其最高目标是将国家权力集中起来。在鸦片战争和新文化运动之后,民权这一概念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与强盛的'理性工具','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试图创造一个能够给予个体全面自由发展的新型社会,从民权向人权转换的时代于是得以开启,但'五四人'由于将民族主义因素灌注于人权之中,于是由民权向人权的转换终究成了未完成的乐章。自清末以来,中国社会长期处于战争与动荡,西方的各种思想汇集,让刚刚步入近代社会的中国应接不暇,各种势力都打着救亡图存的旗号,将民权的部分思想付诸于实践,最终在五权宪法中达到最高峰。

清末以来广西人开拓马来亚半岛的历史生态

从现有文献史料梳理桂籍先民大批南下马来半岛的历史,时间当在1880年后。此前,马来半岛各地不同籍贯华人帮群曾经长期互相纠纷,不见广西人有组织参与的记录。1883年在新加坡才成立有五合公司,主要依靠清代博白县人与广东高廉州同乡联合方得成势,可以反映广西人在南洋华人之间并非主要势力。在清代至民初下南洋广西先贤之间,其中较早从北海陆续出洋的,多是来自陆川、博白、贵县、兴业等县客家人,较后又有来自容县等白话县份的先民取道香港南下;他们上岸地点可能包括今日泰国南部与新加坡,并从当地分散到南洋各地区,形成以矿区或农园生产为主流的广西村。五合公司在20世纪初期改名"三和会馆",其成员约5 000余众,分散在南洋英、荷属殖民地谋生。随着马来半岛历经日本军事占领、英殖剿共政策等历次政治变迁,如今,很多原来的广西村面貌不再,有些在地图上已消失,即使讲客家话和讲白话的"广西村"亦可能互相转变。这导致目前研究的困难,但也说明马来半岛的广西研究刻不容缓。

社会思潮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及其意义

清末以降,中国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内忧外患,国内军阀割据混战,外部帝国主义列强环伺,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命运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各种“主义”“主张”“思潮”纷纷涌现,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近代居士佛教的组织创设与制度的“入世”创新——以《世界佛教居士林章程》为例

近代居士佛教组织的创建及制度的"入世"创新,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如清末以降时局之动荡、民生之凋敝,乃至佛教自身之衰微、"入世"精神的"迷失"等,皆是其产生的内因外缘。组织,是社会制度的物质载体和基础。实现近代中国佛教组织制度的"入世"转型,其前提就是要建构出严密、系统的佛教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