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价值选择与清末学堂德育探索

作为洋务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价值原则,"中体西用"确保了西学知识在体制内的合法身份,客观上开启并推动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进程,而"中学"伦理本位的坚守必然使清末学堂的德育课程设置、教科书编写和教学实践表现出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从价值深层探讨和反思清末学堂德育变革,考察分析其利弊得失,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社会转型期中国学校德育发展的文化走向。

清末学堂学生的社会参与及其影响——以“学界风潮”为对象的考察

清末学堂学生以罢课、退学与集会、游行等作为社会参与的重要形式。前者是学生在校内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方式,后者是学生在校外反抗侵略、追求宪政的表现。清末学生社会参与形式与其接受的新式教育以及清政府的教育政策密切相关。其中,新教育促成了学生素质结构的变化,并使学生获得新观念;而晚清教育政策要求学生的素质结构发生变化,规格却不能变,结果使得实然教育目的与应然教育目的之间出现冲突。清末学生的社会参与在对学生自己、教育以及社会变革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却存在明显的不足,影响到参与的质量。

清末学堂体操课实况分析

中国近代的学堂设置体操(体育)课,是从洋务派开办的军事学堂和工业学堂开始的。随着《奏定学堂章程》"三段六级"学制的实施,各学堂里有了学制上的统一管理。

清末学堂教育中的意识形态控制

清末学堂是为了引进西学而设立的,但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考虑,清政府迅速将关注的重点从西学的引进转移到对中体的维护上来,整个教育宗旨严格遵循了中体西用的官方指导思想,并体现了突出维护中体的倾向。课程设置尤其是中小学的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了对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学"的重视,教科书的选用也以意识形态为首要权衡程序,制订了严格的编纂和审核标准,还采取严格约束学生思想言行的条规和措施。学堂成了名副其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清末学堂奖励实官探究

随着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科举抡才的弊端日渐凸显,清廷转而向学堂选材。为及时选拔各类专业人才,清廷对于学堂毕业生的奖励由菲薄转为优厚,不仅有出身奖励,更有实官奖励,取士与取官有混二为一之势。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清廷及时有效地任用各类专门人才,为其新政提供了人力资源,但由于其制度有较强的功利性,未能认真核算官缺位置和取官人数的关系,在实行过程中渐渐失去其制度设计原有的本意,最终被废止。

清末粤东新式学堂创设:丘逢甲与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

清末丘逢甲借力日本东亚同文会,创设岭东同文学堂。丘逢甲的初衷是岭东同文学堂设于汕头埠,由于同仁杨鲁等人皆认为应设在潮州,于是在潮州开设了东文学堂。但丘逢甲仍与林梁任“继续推动在汕头兴学的原议”创设岭东同文学堂。清末粤东新式学堂,除了潮州的东文学堂,还有汕头埠的岭东同文学堂,并没有学界所讨论的汕头东(同)文学堂。且两家学堂在1901年6月前均有实际办学,聘请了东亚同文会会员为日本教习。至于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报告,为何出现“汕头东文学堂”和“汕头同文学堂”等名称,有两种可能,一是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夸大成绩,二是潮州话的“同”与“东”同音,报告撰写者的随意性使用。

清末大学堂教师劳动关系的发轫与特征(1898-1911)

近现代大学教师劳动关系滥觞于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列作官职”的教师身份定位奠定了大学堂教师劳动关系的基础,形成了政府介入其中的劳、资、政三方互为作用的官学相结合的社会经济关系。在《奏定大学堂章程》等法规约束下,京师大学堂教师的法律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呈现出这一时期特有的表现形态。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确定了近现代大学教师劳动关系的雏形,并呈现出试图逃离官僚化、体制化、半殖民性等藩篱的特征。

现代国音的发端与清末学堂的官音传习

清末十余年,在富强国家、启发民智、挽救民族危机的社会思潮中,官音、合声识字和官话字母(简字)逐渐被纳入新式学堂教育,现代国音由地方的、民间的语音开始向国家的、官方的语音拓展提升,在初步建立的现代学校教育中萌芽,并自此开启了学校教育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基地的世纪历程。

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独特乐章——清末女子学堂教师之考察

清末女师难求成为女子教育发展的重要障碍,女子教育实践者通过对传统与域外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对因袭传统与制度约束的合理变通以及教育制度的创新,不断开拓女子学堂教师的来源渠道,推动女子教育现代化进程。

作为文化行动的公共交往——对清末学堂学生的生活史考察(1900—1911)

本文通过交往理性和惯习形成的理论视角,在描述清末学堂学生公共交往生活的议题以及交往主体网络形成和言语行动机制的基础上,考察清末学堂公共交往与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转型以及"五四"文化革新之间的历史关联。研究发现,清末学堂内的公共事务协商、时政议论以及知识情感交流客观上成了更大范围内公共行动的"练习"和"模拟",而在主体网络以及言语行动结构上,公共交往理性行动则与地缘惯习、学缘、意识形态、阶层这样的私人生活因素以及公开/非公开的策略行动镶嵌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末学堂学生的公共交往行动成为"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公共性"转变高潮的"前奏",从而具有了一种文化革新的历史意义。

清末北京卫生法规和医学堂

清末顺应世界潮流,借鉴西方法制经验,结合北京实际,出台了部分卫生法规。这些法规除部分包含在新刑律、违警律中外,主要存在于专门卫生法规中,如“厅区急救药品使用法”、“预防时疫清洁规则”、“内外城官医院章程”等。北京卫生法规的出台,使医药卫生管理逐步向法制化方向变迁。受医药卫生法制化背景之影响,传统医学教育亦由重在宫廷逐步向社会下移,太医院中的教习厅逐步变迁演化成具有近现代教育规制的医学馆。京师大学堂医学实业馆成立不久便合并入医学馆,使馆内课程设置由单纯中医课变为中西医课并设。随着教会医学校的创建发展,北京陆续构建出中西医学校并存发展的格局,不仅为近现代医学教育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当前如何办学亦具有重要启迪。

刍议清末民初山西大学堂法科英美法教学

山西大学堂法科建立之初,其教学方法径直取法英国,独树一帜,可以借鉴其浓厚的英美法教学特色,改变现在中国法学教育中存在弊端的讲授式教学方法,完善相应课程设置。

留日法政学生与清末法政学堂

在清末开展法律教育的过程中,留日法政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扮演了一重要角色。他们参与了清末法政学堂的筹办,成为法政学堂重要的师资力量,成为法政教材的订编译者,对促进清末法律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略论清末中学堂的德育

一百多年前清末实行的教育改革奠定了我国近代中学教育的基础。在以尊君尊孔为核心的教育宗旨指引下,清末兴起的中学堂实施了以读经讲经为重点的德育课程,推行了以制度考核为手段的德育管理,体现出社会转型期新旧杂糅、中体西用的时代特色。清末中学堂德育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仍未实现其拯救统治危机的初衷。

停废科举之后——张之洞对新学制中旧学教育的筹划

新式学堂普遍存在重西学轻中学的倾向,使得传统旧学的前景堪忧,这不仅阻碍着学堂教育的全面展开,而且成为反对停废科举者的重要理由。清廷中央一面注重可以致用之新学,一面仍坚持“旧学不可弃”。朝野对旧学与新制如何兼容聚讼不已。张之洞在拟定全国学堂章程时力图通过提升旧学的地位和比重,构建一个远胜科举时代的旧学教育愿景,以彻底解决科举与学堂之争。癸卯学制旧学色彩浓厚应在这样的背景中理解。张之洞此举多被时人及后之研究者视为“守旧”,实则起到以退为进的务实效果,清末教育改革由此获得重大推进。不过,旧学虽进入新制且比重较此前有大幅提升,但张之洞仍秉承着其自戊戌以降“以简约方式保存旧学”的思路,坚持学堂教育要以西学为重。考察相关史事,可以管窥当时学堂与科举的复杂勾连,进而全面认识清季的教育制度转型。

音乐的意义建构:以近现代体育歌曲为分析案例

体育歌曲如同体育运动一样,参与社会文化构建,它的作用是通过影响大众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形成一定的价值观。不同时期的体育歌曲都有其一定的历史文化意蕴。清末民初时期的体育歌曲表面看是一种践行操练身体的尚武之道,其实质则寄寓着一种爱国意识与精神内涵;五四运动时期的体育歌曲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精英们的意愿,同样也表达出一种为中华崛起而努力的价值观追求。

从书同文到语同音——清末蒙小学堂语文教材与中国语文的现代性发端

19世纪后期,面对帝国内部的动荡和西方世界的冲击,清政府遭遇几千年来之大变局,变革发生于晚清社会的多个领域。本文选取清末蒙小学堂具有代表性的两类语文教材——识字课本和国文教科书,梳理清末蒙小学堂语文教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的历史性变革,从语音标注的流变和文体形式的选择两个角度分析初等语文教育如何由传统蒙学过渡到现代小学、由直音反切过渡到字母切音、由文言过渡到白话、从书同文过渡到语同音的现代化进程,探讨政治改革、文化冲突和社会发展对于初等语文教育的深刻影响,以及以初等语文教材等为代表的现代学校教育所构建的现代公共知识对于当时乃至其后社会的重大意义。

论后科举之初学堂实官奖

清末废科举之后的数年间,施行学堂实官奖,学界只是在论及出身问题时有所触及,缺乏专题研究。学生实官奖方面,有陆军军官学堂、北洋高等巡警学堂等专业学堂,也有大学堂,以及留学生。教员、管理人员方面,除了奖励实官外,清末还尝试定章立制,将学堂教员认同为实官。捐资助学方面,为了吸纳社会资金,弥补不足,清政府推行实官奖,并主要针对捐巨资者,且多由地方督抚出面申请;奖实官之外,对降职官员捐输学务者也予以开复原官,即捐复;当然,相较于实官奖,学务捐输更多的是虚衔奖。在清政府实施学堂实官奖的过程中,不断有罢废实官奖的声音,宣统三年七月学堂实官奖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