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学生的革命与不革命——兼论清末印象与历史在场

清末时期,随着政府变革动力的加剧,作为新政重大成果之一的学生群体,成为社会最新兴力量并崛起于时代。但年龄因素与时代冲动促使学生恃宠而骄并在思想与行为上不断背叛政府"学为己用、大力笼络"的战略意图。学生群体的叛逆可分为革命与不革命两种。革命体现了时代的激情,是清末时代冲动与狂飙年龄特点共生的产物。不革命则表现了群体中少有的冷静与睿智,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持重在新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理性回归。不革命体现个别学生对于社会远景"举一望三"的深层次理解。由于传媒扩张效应所造成的思想裹挟现象、学生个体认知及政权维护之需要,清末印象在被溯求于学生革命意志与行为方面变得扑朔迷离而渐成假象,历史在场被有意无意的大肆毁掉,第一历史与第二、第三等次生历史在相形见绌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形成了今天在清末历史认识上的困惑。

西学与新学:清末留学生的教育反哺——以杨月如等人为考察中心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内外交困,有志之士纷纷寻求扶危定乱之策,“教育救国论”一时盛行,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的矛盾日益凸显。留学生群体为促进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与革新,将西学与中国新式教育融会贯通,特别是杨月如等清末留学生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创办新式学堂、开办速成师范讲习所、改建小学堂、创办单级教授讲习所、传播复式教学法、改组旧学校、出书立作等等,丰富教育形式、改善教育环境,为各地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新颖的教学方法,促进了单级教授法的普及与发展。杨月如等清末留学生群体的教育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提供了新式教育的实践模板,被同行实验、推广、应用。杨月如等清末留学生群体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加快了西学与中学的互融共促,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革新与进步。

清末留日学生速成教育探析

清末新政教育改革及日本近代教育成功的经验,推动了中国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的兴起。速成教育主要有师范科、法政科、工艺科等专业;因学习一年左右即可毕业的较短年限,致使留日学生趋之若鹜,形成20世纪初年的"速成科时代";留日学生速成教育造就了一批新型人才,对晚清社会变革起到重要的作用。

清末留日学生编译教科书活动述论

编译日本学校教科书是清末留日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留日学生成立编译机构团体从事教育、历史、地理、经济及哲学为主的多种教科书编译活动。这些教科书通过媒体刊载、印行并输入国内,适应清末“兴学”热潮中“新学制”推行的需求,有效解决了教科书匮乏的问题,其对近代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末留日学生与日本社会的摩擦和冲突

自1896年近代首批留学生赴日至1912年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整个清末时期赴日留学生的人数超过10万人。留学生赴日后与日本社会展开了全面的接触,然而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国民急剧膨胀的民族优越感、双方不同的生活习惯、留学生日语水平较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双方的交流渠道并不通畅,留学生也对留学生活颇具强烈的屈辱感与挫折感,这也是近代留学史上"留日反日"现象的重要原因。

清末上海学生演剧新论

清末上海学生演剧,与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上演的、受日本"新派剧"影响的"学生新剧",以及其后的天津南开的"学生新剧",是三种并不完全相同类型的舞台演剧形态。清末上海的学生演剧,俗称"学生戏",是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一种特殊的演剧现象——"中国式之新剧"。作为新的演剧形态,这种学生华语剧,其题材内容上的反清民主倾向和舞台形态上极其特别的中西混杂呈现,呈现出明显的题材内容激越性、表演风格实用性、舞台趣味时尚性和演剧传播的非社会性的特征。清末上海学生演剧,对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后发生在上海的社会化的新剧(文明戏)运动,产生了非常复杂和多元的影响。将1907年留日学生演剧定为中国话剧的开端,是用一种完全西方话剧演剧体系作为衡量标准的结果。

清末留学生对于英语在中国传播所起作用探讨

自乾隆后期,清朝开始闭关锁国,国人对外洋事务一概不得而知。新学的兴起特别是留学生的出洋,创造了了解并学习外国文化,进而改造中国业已落后文明之契机。

清末留日学生译者群体的文化取向

清末留日学生译书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相关史料证明,清末留日学生注重对欧美及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类书籍的翻译,表现出独特的文化取向,这种文化取向的产生,既是中日文化相互作用、相互交融的结果,也是清末留日学生译者群体文化倾向的真实反映。

浅析清末留学生在日的文化活动

甲午一役,清政府遭受重击,对日本的态度也由鄙夷逐渐转为崇拜,尤其是羡慕和憧憬其维新的成就。而20世纪初轰轰烈烈的赴日留学浪潮,就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不断加深的状况下的一次积极探索。有识之士的建言献策、清政府的鼓励留学政策、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等都使得当时的年轻人大批赴日。这些留学生翻译大量日本书籍和创办杂志报刊,广泛开展文化活动,在启发民智、促进民族觉醒以及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的实用主义文化与清末留学生对应政策——以1896年至1910年为例

甲午一役,清政府交相煎迫,创痛巨深。经此重击,清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也由鄙夷逐渐转为崇拜,尤其是羡慕和憧憬其维新的成就。而20世纪初轰轰烈烈的赴日留学浪潮,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不断加深的状况下的一次积极探索。日本政府也对庞大的留学生群体进行整备和安置,而"日本式"的接收及管理政策,背后反映的是日本文化中所固有的实用主义倾向。

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小考

关于清末留日学生的人数,向来说法不一,所以笔者在这里就所接触到的一些认为较可信的资料作一点考订。清政府往日本派遣留学生始于1896年,共派13名,这在《宏文学院沿革概略》一书中有明确记载。当时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的日本友人松本龟次郎也记称:中国官派留学生“实以明治29年(1896年)为嚆矢,当时公使裕庚氏经日本政府以13人学生依嘱嘉纳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于是同校长直使同校教授本田增次郎氏当事,更又聘教师数人,开始日语及普通科之教授。”(《中华民国留学生教育的沿革》,《日华学报》1927年第2号)1898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和清政府商定增派留日学生,“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约章成案汇览》游学门下,卷32)但由于清政府各级官吏顽固守旧,风气未开,最后只有湖北派出20名,南洋公学派出雷奋、章宗祥等6名,北洋大学派出王宠惠、金邦平等14名,浙江求是书院派出陆世芬、吴振麟等6名,此外尚有两名自费生,共48名。

清末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中,清末留日学生群体具有同时代其他群体无法比拟的能量。他们抱着救国图强的目的浮海东渡,出于对西学的渴求,在日本创办译书团体、译介书籍、发行期刊,向国内引介了大量的法律概念、术语,初步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一些重要观点和基本原理。清末留日学生以其贯通中西的学术阅历和积极主动的传播意识,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进程的开启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清末留日学生对“欧化”的日本体育传入中国所起的作用

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中国,主要有几个渠道,而中国留学生是一条重要渠道,在清末阶段,留日学生又是极其重要的渠道,当时这些人在日本接受了正规的体育教育,他们的大量回国,加上他们当中许多人,积极提倡尚武精神,把体育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工具。

清末留日学生运动对辛亥革命的推动

1 清末留日学生运动首先是从组织爱国团体开始的。通过组建社团,留学生的反清爱国之举才由分散的行为成为一种集体行为,进而成为一种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留学生的革命运动造成了未雨绸缪之势。 最早的留学生爱国团体是1900年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建立的励志会。它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发刊《译书汇编》,专译欧美资产阶级启蒙名著,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对革命民主思想的传播具有启蒙作用。励志会的建立,激发了广大留日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组织爱国团体同乡会,从事反清爱国斗争。

清末留日学生及其革命活动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对外扩张,中国的门户被打开了。中国人民面临着越来越深重的民族灾难,清王朝不能再照旧统治下去,先进的中国人遂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挽救祖国的命运,其中派遣留学生问题也就被提到日程上来。 中国最早派出留学生是在19世纪70年代,去美国学习。接着,为了适应洋务运功的进行,曾派一百数十名留学生赴欧美各国学习。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在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后,中国寻找新的强国之路时开始的。

清末法囯海军学校中囯学生事迹略考

清末法囯海军学校中囯学生汤芗铭、石瑛等,对中囯近代海军建设、辛亥革命成功产生过重要影响。依据清末留欧学生原始资料,并结合法方史料,揭示向国华、石瑛教科书案的真相,以进一步推动清末留学生史、两湖地方史以及中法关系史的研究。

《团体与日常: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史》出版

由徐志民、(韩)孙安石、(日)大里浩秋所著的《团体与日常: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史》一书于2022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史,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留日学生个人的日常生活,二是他们的团体活动。留日学生个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学习生活、经费问题、人际交往、翻译编辑、文学创作、社会活动等生活百态和人间诸相。留日学生的团体活动,既有清末留日学生的重要组织励志会、译书汇编社、清国留学生会馆、军国民教育会,也有抗战前后中共东京支部、中华学艺社、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等开展的主要活动。围绕留学生与救国的主题,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个人生活与团体活动相互交织,展现了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半个多世纪的留日生活谱系与中日关系变化。

论浙江留日学生

本文对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浙江留日学生运动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述，并重点论述了浙江留日学生所以名列全国前茅的原因。

清末学生演剧与中国话剧诞生之关系辨正——基于对早期上海学生演剧史料的发掘及形态考察

近年学界围绕中国话剧的开端与诞生问题,争议之声不绝。判定清末学生演剧是否标示中国话剧的诞生,关键是分析考察其是否具备较为完整的话剧艺术形态。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学生演剧史料的发掘及形态考察,可知无论是圣约翰书院、南洋公学,抑或是1907年之前其他国内学生演剧,普遍都只是初具话剧形式和写实性特征。可以说清末学生演剧是中国话剧的开端,但笼统地认为“清末学生演剧标示中国话剧诞生”则欠严谨。1907年之前的早期学生演剧,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话剧;1907年开始学生演剧进入大剧场演出,舞台形态趋于完整,确实为促成中国话剧艺术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末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再解读

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因日本政府颁布"取缔规则"而发起的群体抗议活动,无疑是民族精神和爱国激情的张扬。但是,就"取缔规则"本身来讲,从出台缘由、性质到具体内容,实属正常的教育整顿,旨在进一步规范日本的留学教育。留日学生因日俄战争中国所遭受的民族耻辱,以及日常生活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积之日久形成强烈的反日民族情绪,以"取缔规则"为导火线,一触即发,从而将教育问题演变成一场激进的政治反抗运动。事实上,留日学生对此规则存有诸多的误解与误读,情绪化的激情有余,冷静的客观分析不足。难能可贵的是,留日学生也在"蛮干"的过程中逐渐反省,回归理性。这对留日学生日后的政治追求和社会活动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