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宪政编查馆拟订政事结社集会律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统治者迫于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正式颁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不久,全国各地的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倾向的地方官绅、社会名流及有识之士,出于各自的目的,纷纷集结力量,筹组立宪社团.对此,清统治者虽心怀余悸,但又未便一概禁止,因以往之大清律中尚无关于结社集会的条文可作依据.为了维护民政及社会治安,光绪末年,宪政编查馆会同民政部遵旨拟订政事结社集会律,随即得到核准,并生效实施,是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政事结社集会律.现从馆藏民政部全宗中选出有关史料,予以刊布.

试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对中国清末宪政改革的影响

黄遵宪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对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的外交官和思想家。他所撰写的《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法律制度的状况进行了客观介绍评论。该书对日本成功移植引进西方的宪政思想和制度的评介,对清末宪政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末宪政改革的现代化特征

宪政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它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政治制度由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度过渡,主要体现为在国家制度和政治生活中贯彻了民主原则和法制原则,并且取得了具体实效,是一次现代化性质的改革。

在“公权”与“私权”之间——以清末宪政改革时期江苏省“督”、“局”之争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宪政改革时期,两江总督张人骏与江苏省咨议局先是因议案回复之事产生嫌隙,继而又因财政预算问题引发矛盾,双方为此僵持不下,最终导致咨议局议员全体辞职风波。检视整个事件,一方面,咨议局作为现代立法体系在近代中国的初次尝试,本身所彰显出的"公权"化因素对督抚"私权"形成制约,使其无法随心所欲驾驭权力;另一方面,在传统官僚行政体系下,督抚"私权"对来自咨议局"公权"的监督又表现出不以为然、漠然视之的态度,仅将咨议局视为建言献策之机构。而看似由财政预算引起的冲突,结果衍变成双方权力之间的较量与博弈。由此折射出传统王朝体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制度设计与实际操作间仍存在着权力冲突、利益碰撞与观念背离等难以逾越的障碍。

清末宪政编查馆的立宪困境与反思

对于宪政改革,就欧洲的历史经验而言,大多数现代宪政国家都是由绝对主义国家过渡而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证明了这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亚洲专制国家而言都是一条具有可行性的发展路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立宪实质上也是走这样的道路。清廷成立宪政编查馆,为的是仿行宪政,统筹整个立宪改革,但该馆在立宪过程中却无法逾越如何在巩固君权的同时、又能对君权进行制度化约束并能维护君主权威的困境,这样的困境使得清末立宪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而这种困境的无解则可以从清廷对立宪与君权之间关系的认知以及传统中国君权的维系模式中去探求答案。

清末宪政: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最初尝试

清末宪政改革经历了是否实施的艰难抉择、成长历程的举步维艰以及随清王朝覆灭而夭折等阶段,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最初尝试。当时社会固有的缺陷,决定了改革失败的厄运,但从改革的内容和影响来看,它瓦解了传统人治权威信仰,培育现代法治权威理念;分化了传统混溶型政治结构形态,力求构建现代整合型政治结构系统;打破了传统"庶人不议"的政治资源垄断局面,拓宽民众政治参与渠道等,都是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有益尝试,为今天宪政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清末宪政改革的意义

清末宪政是晚清政府尝试用改革的手段,逐步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一次尝试。它是晚清政府为解除内忧外患的国内外形势被迫进行的政治体制变革。撇开改革者的主观意愿,从宪政改革的内容来看,其中蕴含着很多有传统政治转向现代政治的因素。

清末宪政编查馆考察

宪政编查馆,是清末“筹备立宪”,中设置的一个新机构,负责办理宪政、编制法规、统计政要等事宜。宪政编查馆是清王朝推行伪立宪的一个御用工具,但从客观上看,这个机构的成立无疑对中国近代法制建设起了促进作用。本文拟就宪政编查馆的缘起、职掌及其历史作用,作一简略的考察,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研究。

浙江咨议局在清末宪政运动中的政治意向

咨议局作为清末宪政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越来越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省区都对各自地方的咨议局进行了论述,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浙江是清末立宪运动中较活跃的省份,立宪派力量强大。浙江咨议局的成立,对促进浙江立宪运动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但是目前尚缺乏具体的专题研究,本文就浙江咨议局在清末宪政运动中的政治意向作些探索,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同仁。

语境、对接与投射:清末宪政思想接受中的变调

清末盛行的立宪救国思想代表了一种通过移植西方宪政制度来寻求富强的政治主张。这一思潮推动了政治话语权从传统的尊君范式向宪政民主范式的转换,并为此后的制度变迁注入了强劲的观念动力。然而,当时国人解读外来宪政思想时面临的语境,以及为使外来宪政诉求能与本土性道义诉求对接而担当起"政治动员功能",不能不将大量的本土要素投射到宪政思想之中,从而使之发生重大变调,偏离其本来指向的制约国家权力这一目标。清末宪政观的这一建构使清末,也使近现代中国的宪政思想及实践自始就背负了与宪政精神极不相符的理想主义负担。

清末宪政改革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从清末地方自治运动谈起

本文从清末自治运动的视角,论述了清末宪政改革运动,揭示了清末宪政改革的实质是"宪政工具主义",探讨了清末宪政改革失败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思想中宪政价值理念的缺失以及中央集权形势下的同质多元的社会发展结构形式。

构建“新君主制”的努力及失败:清末宪政改革再审视

为摆脱政治合法性危机,清末统治者启动了具有现代性导向的宪政改革,其核心内容是构建不同于传统君主制的"新君主制"。这种君主制具有集权性质,因此不能称之为君主立宪制,但"新君主"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宪法的规范和约束,因此是一种过渡形态的君主制。只是,由于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清末统治者构建"新君主制"的努力走向失败。

广东士绅在清末宪政中的政治动向

戊戌时期,康梁维新派曾提出“兴民权”必先“兴绅权”的主张,但在当时,他们除办了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几个短命的团体外,对兴绅权并无实际建树。倒是到清政府宣布“

传播与阻隔——美国宪政思想在清末的输入

1840年后,随传教士的深入,商人、游客与留学生的宣传以及清末官员的考察,美国宪政思想得以在清末传播,然而美国宪政思想在清末的传播并不充分。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传播的社会基础、以宗教为载体的传播方式、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地理的阻隔、美国国势等等。美国政宪思想对清末的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中国并没有选择美国宪政模式。

危机中的变革:清末重塑国家认同的制度性选择

鸦片战争以降,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常态化的情况下,传统的中国认知体系开始了迫不得已的转变。在转变中,中国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近代国际政治体系中加以体认,逐步形成了"自我—他者"的认知框架。在这个认知体系中,如何重塑国家认同则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每一次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这种重塑国家认同的愿望则变得更加强烈和更为清晰。清末宪政改革就是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迫于统治危机和社会压力而进行的旨在恢复濒临崩溃的统治秩序而进行的重建尝试。由于种种原因,这次通过制度选择以重构国家认同的尝试虽然遭到历史性的失败,但它对宪政理念的流行以及重塑国家认同的继续尝试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宪政视阙下的晚清法制变革

晚清宪政改革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它对于近代中国的法制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探讨晚清的法制变革来更好地了解中国宪政的发展。

谘议局与地方政治——以福建省为中心的研究

谘议局是清末宪政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中国政治民主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虽然清政府设立谘议局只把它定义为舆论机关,强调"议政之权虽在议院,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但是通过福建谘议局对地方重大政治问题的参与,可以看出福建谘议局自成立之日起,即成为地方上一支极为活跃的社会势力,他们不满足于仅仅作为政府的咨询机构,而是积极主动的参政议政,在地方重大事情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人生有为 学术无涯——贺史学家韦庆远教授70华诞

人生有为学术无涯———贺史学家韦庆远教授７０华诞高放一、在学生民主运动中结下伯仲之谊与庆远君交往已逾半个世纪，可谓情深意笃。我们风雨同舟，苦乐相随，并肩携手走过了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迭宕坎坷之路。眼看他匐伏前进，攀越了一座又一座学术高峰，迎来了７０华诞，...

御史赵炳麟何时奏请制定预算决算表以资考核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为研究清末宪政之第一手资料,价值甚高。然白玉微瑕,诚所难免。如该书第二编财政部分将《御史赵炳麟奏整理财政必先制定豫算决算表以资考核折》系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乃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之误。赵炳麟所著《赵柏岩集》中《谏院奏事录·卷二》收有《请制定豫算决算表整理财政疏》,即为此折,而于折末称“

重新审视清末宪改:国家建设视野和政治科学范式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华人世界举办了各种政治性和学术性纪念活动。而在笔者看来，为辛亥革命进而为20世纪中国革命予以政治哲学辩护，其前提是对清末宪政改革的深入解读。只有这样，才能对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和最终失败的原因作出清醒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