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世与救心: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及其“过渡”性质

清代末年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是中国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转折期,而梁启超无疑是这一历史时段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为中国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参与、主导了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在戏曲创作领域,梁启超对清末戏曲的改良工作也有独特的贡献。尽管从创作水准上讲,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并无过高的文学成就,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新旧两个世界转型的时代产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戏曲改良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其标举的"觉世"、"救心"的戏曲宗旨代表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强音,它的新旧交织、中西杂糅的"过渡"性质,也为中国戏曲(戏剧)的近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

寓教于乐与寓善于乐的双重变奏——余治戏曲改良的赓续与晚清慈善义演的兴起

面对晚清江南地区淫戏的盛行,以慈善家余治为首的戏曲改良活动主张编演善戏,寓教于乐,随后的义赈同人谢家福等则基于赈灾的现实需要,提出寓教于乐与寓善于乐并举,但因其贱视伶人,灾童演戏的提议先遭废止,又因善戏未参与慈善义演,尤其是善戏禁淫举措的失败,导致初兴的慈善义演只实现了寓善于乐。直到清末戏曲改良运动兴起,康有为、梁启超与陈去病等人不仅继承与革新了余治寓教于乐主张的内涵,还倡导改善伶人地位,唤起伶人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责任感,后者遂积极编演新戏、参与义演,实现了寓教于乐与寓善于乐的双重奏。

双红堂本川剧聊斋戏《双魂报》的排场艺术

双红堂本《双魂报》为清末川剧聊斋戏传统剧目,本事出自蒲松龄《聊斋志异·姚安》,但对小说结局进行了大胆改写。在排场布局上,民间婚俗作为串场戏的介入、三角色表演格局下人物关系的重构都使该剧与小说呈现出相异的题旨意趣,凸显出警示世人谨慎对待婚姻的教育意义。与“化悲为喜”式的川剧聊斋戏改编方式不同,双红堂本《双魂报》的结局蕴含表层“化悲为喜”的排场搬演效果与深层“寓悲于喜”的叙事内核。总之,出奇出彩的排场布局以及与小说题旨相异的警世之意使双红堂本《双魂报》在清末川剧聊斋戏中颇显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