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政府向南非输出劳务述论

20世纪初,清政府自主向南非输出华工,经历了从严禁到被迫接受,最终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与国际国内形势的逼迫下,实现了劳务政策的重大转变。清政府首次主动向外输出大批劳务,是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塑造“国民”:清末政府的努力及困境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民族-国家-国民”三位一体的综合，三者构成相互依存和相互强化的关系，国民性问题是内在于民族主义的一个问题。如果借用柄谷行人对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认识。可以说，正是有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一装置。国民才得以发现。

清末政府建构主权国家的努力及其困境

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清政府致力于推动各项政治改革,力图将中国变成一个主权完整的民族国家。为此,它做出了颇多努力,具体表现为对国际法的重视、对边疆地区新政改革的推动,以及积极进行修约的尝试。然而,作为一个权威资源不断流失、日趋衰落的政府,清政府在建构主权国家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困境。清政府覆亡后,民初的北洋政府更加衰弱,它同样难以承担起构建主权国家的重任。

清末政府的侨务活动浅议

中国海外侨民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大规模地迁移出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朝末期。清朝末期是中国侨务政策转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面对近代开放的世界和中国社会巨变的形势,清末政府对海外华侨的态度由歧视到重视,并由此开展了一系列保护海外华侨的侨务活动。本文拟就清朝末期政府侨务活动的几个主要方面的表现及其背景作一概述,并对其作简短的评价。

论清末政府在经济上除弊兴利的主要之举

清代自道光20年鸦片战争后,其经济形势日趋严峻,尤其是经过光绪20年的中日甲午之战,到1900年之前,“收支已不相偿,岁募公债六七百万,或赖捐款以弥补”。在光绪政府财政业已收支不相偿的情况下,外国侵略者又落井投石,于1901年将巨额赔款压在了它的头上。这笔赔款加上利息,其数目竟达9亿8千2百多万两。如果再加上各省的地方赔款,实际上已超过了10亿两。这个数目相当于当时清政府的12年财政总收入。从此便不难看出,这将给清政府的经济带来多大的困难了。

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区乡行政制度考略

中国古代 ,国家正式职官的设置止于县 ,县以下没有国家行政。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 ,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传统乡里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地方社会近代化的时代要求 ,各地陆续生成了区乡一级行政。这一期间的区乡行政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清末以来新生的区乡行政 ;二是由清代旧乡地演变而来的区乡行政或准行政。就职能而言 ,前者又可以分为单一职能类型的区乡行政 (教育行政、警察行政和保卫团政 )和职能全面类型的区乡行政 ;后者或系由旧乡地直接转化为新型的区乡行政 ,或系以旧乡地而充当新生区乡行政的下级区划和组织 ,或基本保持着旧乡地的原有性质和职能。就主体性质而言 ,这一时期的区乡行政还存在着“自治”行政与“官治”行政的区别。这一时期的区乡行政大多具有常设机构 ,其行政人员一般按法定程序任职并具有职业化的公职身份 ,大多具有建立在法定公共财政或公共收入基础之上的经费制度 ,承担着地方社会的各种现代性行政职能 ,因此已经基本上具备了现代性质。但同时在各方面也仍然带有传统色彩。

从庚戌起义看清末广东政府的危机应对

1910年庚戌起义是清末广东政府所面临的重大政治、军事危机,通览此次起义,虽一起一蹶,不过仅止于三二日,然清廷广东当局在危机应对方面却存在诸多问题:一、起义前的政府失策:募兵仓促,未曾严格遵循"募兵制略"方案;革命党人充斥于军事学堂和新军营中,政府对新军控制力被削弱;军队军纪不严、防务疏散;未能惩毖安徽新军起义教训;对新军思想失控,未能正确引导兵士的演讲集会。二、应对起义时的失误:新军核心领导临阵弃营,新军指挥失灵;未能尽缴新军各营弹械;旗兵仇汉、总督猜忌,激化新军士兵情绪;起义爆发后警吏之敷衍。三、善后措施之不足:降兵不辨良莠一律遣散,引起舆论诟病;对善后之防营军队缺乏约束。

张之洞与清末法律近代化

在中国法律史学术领域与高校教材中 ,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张之洞是清末变法修律的反对派。本文则提出 ,是张之洞率先倡导变法修律并举荐修律大臣 ,其变法修律主张初步体现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时代趋向 ,其与沈家本之间的争论属于渐进还是激进之争 ,因此张之洞乃是清末法律近代化的促进派 ,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略论清末民初留学毕业生考试

留学生毕业归国,无论留学何国、毕业何校、获有何种学位、均须经过国家统一考试,始能授以出身,给予官职,这是清末民初一种特有的考试制度。清末政府和民初北京政府为什么要举办留学毕业生统一考试?留学毕业生考试有哪些特点?其影响是什么?本文试图作一些探讨。一清政府向外国派遣公费留学生始于1872年,派遣目的是学习外国的军政、船政和科学技术,以图国家的“自强”。留学生最先是被派往美国的。

论清末邮传部的人事管理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审视清末中央政府的人事管理,有别于长期以来学界出于政治史的诉求而对该问题的涉及。以邮传部为例,在其所存在的五年多时间里,主要问题有四:一是以丞参为主体的中下层官员群体的膨胀,以至于人浮于事,机构难以简化,在今天看来,定岗问题即精简机构设置是人事管理的关键;二是汲引私人,这与私荐有关;三是内争纷繁,传统的派系区分难以涵盖整个全貌;四是专门人才的借调与考试。

20世纪语文知识教学述评

1904年清末政府“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语文的独立设科，自此便拉开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序幕。语文既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那么从理论上讲，其课程知识就应该有了可确定性。纵览各个历史时期政府所颁发的各式各样的相关语文教学纲领性文件（清末政府称之为“章程”；民国时期称之为“校令”或“课程标准”；新中国成立以后多年一直称之为“教学大纲”，本次新课程改革则又更名为“课程标准”），我们发现，

20世纪语文知识教学述评

一 1904年清末政府“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语文的独立设科，自此便拉开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序幕。语文既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那么从理论上讲，其课程知识就应该有了可确定性。纵览各个历史时期政府所颁发的各式各样的相关语文教学纲领性文件（清末政府称之为“章程”；民国时期称之为“校令”或“课程标准”；新中国成立以后多年一直称之为“教学大纲”，

清末徽州新式教育经费的筹措与配置研究

张小坡在《安徽史学》2008年第5期撰文指出，徽州传统教育资源丰厚，旧有的田产租息、宾兴款项成为新式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清末政府限于财力，实行“就地筹款，官不经手”的办学方针，为了维持学堂的正常运转，徽州办学绅董广拓财源，开征捐税，但是商人与地方民众却强烈反对抽捐兴学，地方官府出于维持地方社会安定的考虑，

中国古代图书档案版权源流考

版权即著作权，是指著作人（作者）对作品拥有的权利，在法律上承认著作人有权支配其著作，或者有权从其著作中获得利益。古代版权以保护印刷出版专有权为基础。中国古代存在一定程度的版权意识，出现过一些自发的、个别的维护版权的行为，直到1910年12月18日，清末政府资政院会同民政部具奏，请旨裁夺，当日颁布《大清著作权律》.

1911，我与孙中山同舟返国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夏天，我在上海辞去吴淞中国公学教务长职务，赴北京参加留学生廷试（按：清末政府规定的留学生考试制度是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每年秋季由学部举行考试一次，及格者分最优等、

立国边防重

中华民族历来视国土重于生命,“宁失千军,不丧寸土”,祖先留下的土地不能变小了、变少了,这种观念在每个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从古代的文字造型中也可看出这一思想,甲骨文中,国字的造型是从戈从口,即武力保卫国土之意。古代的中国边防,实际上是一种“夷夏之防”。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才逐步地转化为中外之防。 孩提时代,总听老人们这样惋惜地说:中国的版图原先像一片硕大桑叶,近百年慢慢地被蚕食成鸡形的。翻开中国近代史,清末政府武备废弛,腐败的统治者在帝国主义列强“炮舰政策”的逼迫下,签订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俄国趁火打劫,从1858年(咸丰8年)起,通过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改订条约》和1882—1884年订立的5个勘界议定书,共强迫割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达150多万平方公里。读了上述史实,怎能不让世人痛心疾首?腐朽昏聩的晚清君臣怎能不落得万世唾骂? 管子曰:“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菀也。”地是不可再生之物质,宇宙万物最宝贵的是国土,它孕育、繁衍、生息着中华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一旦失去,中华民族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那个道光皇帝自愧于破坏了大清国领土的完整,死前下了罪己诏:死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