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戏剧改良与义务戏

清末北京义务戏深受戏剧改良运动影响,其演进过程呈现出多种新元素,不仅促进戏剧改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风俗改变。一方面,戏剧改良运动促进艺人与报人合作开演义务戏,推动义务戏在传统表演形式中增添许多近代元素,如戏剧内容革新、舞台元素多样化和女性群体加入。另一方面,义务戏受到近代启蒙思想影响,热心助赈的新艺人成为义演主体,成为启蒙与宣教活动的实践者。同时,义务戏也促进社会风俗改良,艺人社会形象得以重塑,其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清末北京义务戏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结果。

清末民初江苏地区家谱特点探析

清末民初,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家谱修撰成为部分家族承继血缘关系和家族文化的重要方式。江苏地区是修纂家谱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对家谱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补充。扬州吴氏、宜兴吕氏和无锡锡山秦氏三个家族的家谱具有完备的体例,重视家规族约的制定,并充实了对家族女子成员的记载内容。这些特点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和区域文化紧密相关,是传统文化和近代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清末四川新式高等体育教育研究

清末四川新式高等体育教育展示了封闭的中国西部内陆省份教育走向近代化转型的一个“面相”。文章对清末四川教育转型之高等体育教育的兴起与发展进行考证研究,有助于拓展我国体育学的研究深度与广度。研究得出清末四川高等学堂(校)办学性质多元;新式高等学堂(校)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体育的开办时间上都走在了同时期全国的前列;近代四川高等体育教育始于1896年创办的官立新式学堂—四川中西学堂,之后其他高等学堂普遍开始实行普通体操与兵式体操教育;1906年四川开办了培养体育专门人才的体育科,制定了专门的体育教育规范与以西方分科知识为基础的体育课程体系,该体育学堂培养了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等一批优秀学生;同时期四川还有一所直接由西方人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该校于创办之初的1910年便开设了体育课程,其校园体育文化特色引领了中国西部近代体育之风尚,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设计学视阈下的清末民初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瓷研究

针对清末民国时期醴陵瓷业革新前后的产品,从设计学的本体语言对醴陵粗瓷与釉下五彩瓷展开对比分析,研究表明醴陵釉下五彩瓷在工艺技术、装饰艺术、设计理念等方面均体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这些特征也促进醴陵瓷业从粗瓷到细瓷转变。

清末民初广州黄沙鱼栏搬迁与官商关系

20世纪初,因修筑铁路需要在广州西关相邻的黄沙坦地一带筑堤,粤汉铁路公司与地方政府、地方绅商等围绕地权、水陆交通等权益争夺扰攘多年,终由粤海关出面以搬迁黄沙鲜鱼栏,牺牲鲜鱼栏业小商人的利益,达成多方妥协,于1923年出台《广州市迁拆黄沙鱼栏办法》。然而搬迁过程仍一波三折,鲜鱼栏商人不断利用政府与粤汉铁路公司的矛盾寻求维护自身利益的空间,尽力拖延搬迁时间,最终政府以武力迫使黄沙鱼栏完成搬迁。持续20余年的事件涉及地方政府、粤汉铁路公司、鲜鱼栏业商人、地方士绅等团体组织,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清末民初社会转型过程中广州政商关系的复杂性。

社会小说正名——兼论清末民初小说文类等级观念之衍变

清末民初,梁启超等新小说倡导者在众多小说类型中,一味高抬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的地位;未曾料及,偏偏是为其轻忽的社会小说多有实绩。社会小说之所以能在彼一历史时期脱颖而出、后来居上,乃至颠覆了既有奉政治小说、历史小说为最上乘的文类等级观念,缘其更顺应新兴的社会意识、社会视野的萌生。多年以来,史家却每每罔顾史实,不从细读文本入手,而仅仅凭着社会小说这一字面便望文生义,将清末民初社会小说的功能、旨向界定为“改造社会”,忽视了这其实是政治小说的题中之义。有鉴于此,社会小说的定义亟待正名:社会小说虽与社会关系密切,然其恪守“小说”本分,主观上并无“改造社会”这类标榜,而是关注社会细碎,珍重世俗,铺写世态,于不经意间揭示社会繁富多义的内涵。

从儒家经典到课本选文:清末民初读经科向国文科的转化与融入

民国初年读经被取消后又被反复提倡,但清末的读经科部分转化、融入了国文科并影响了国文科的发展:国文科课程目标中的“德”由读经科转入,教材中部分课文是对读经科中的整本儒家经典的节选,教学中的诵读法也来自读经科。转化的发生及其成功,主要原因是:读经科改变了形式,顺应了现代教育(国文)的变化,教育目的由培养臣民转为培养公民,教育形式由私塾中的单个点拨到学堂中的班级授课,国文教材形态由专书变为选文,考试文体由八股变为古文。

清末民初讽喻联的“言文合一”趋向及意义

清末民初的讽喻性楹联在中国古代讽喻传统的基础上,与白话运动相结合,在音韵、句式、技巧等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新变。平仄规则的自由化、句式词汇的白话化、修辞技巧的谐趣化,使得清末民初讽喻联在“形”与“神”双重层面契合了“言文合一”理念,成为“我手写我口”的实践性文体。清末民初讽喻联最直接且最真实地反应了民众的心声,作为强有力的“战斗武器”,于嬉笑怒骂之中,剖析黑暗惨痛之现实。

舆论下的规制: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跃进”式发展(1905—1927)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下,清末民初,社会舆论推动了西式法学教育的出现与发展,但受传统谋官心态以及逐利目的的影响,法学教育呈现“跃进”式的发展状况,致使民国初期各类法律学校数量一度激增至67所。面对此种乱象,社会舆论再度发挥监督作用,以谴责批评的方式助推政府通过教育管控、学校裁撤以及自我整改来规制此种乱象,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回顾清末民初法学教育“跃进”式发展的历史脉络,在看到其发展乱象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在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治理念和培育政法人才方面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微观视野下的天津近代化——读《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札记

在晚清的城市发展史上,天津走在了中国近代化的前列,曾被誉为“小上海”。天津规模变化之大,样貌更新之巨,经贸发展之快,在当时整个华北地区没有其它城市可与之媲美。一位西方学者对清末天津发生的巨变感叹道:“1900年的天津既是全球化的参与者,也是全球化的产品,就像是一个世界性的小宇宙,登上了历史舞台,展现出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场景。”

清末民初《西游记》英译研究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域外传播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影响力甚至超过国内推崇的《红楼梦》。从英译动机、译介策略和译文特征方面入手,清末民初《西游记》英译的历史演进轨迹可划分为滥觞期(1884—1895)、开拓期(1896—1911)和发展期(1912—1930)三个阶段。译介队伍由初始的传教士拓展为作家、记者和汉学家等多元化译者;英译作品的传播经历了从报刊连载、文学史、作品集到独立发行的过程;取经前的故事内容译介频次高,反映了西方译者的翻译立场和审美价值。

清末民初本土科学教科书中“文化自信”的特征研究

新时代教育改革背景下,在课程与教材体系中贯穿文化自信成为教科书编写的现实需求。清末民初是中国教育新旧交替、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大变革时代,教科书中的文化内容也具备典型的时代特征。以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套本土科学教科书为研究对象,从内容特征、融入方式两个维度对教科书中“文化自信”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该时期科学教科书具有文化融入类别丰富、实用性特征突出、充分发挥文化的教育功能等特征。这一时期的科学教科书能够为当代教科书编写提供参考。

鄂省报刊与清末农业改良运动的兴起——以《湖北学生界》《汉口中西报》和《湖北农会报》为中心的考察

在清末传统农业日益凋敝的背景下,《湖北学生界》《汉口中西报》和《湖北农会报》凭借特点鲜明的农业改良话语,成为鄂省颇具代表性的报刊。它们关注时代变革,通过多维度的宣传,引导国人投身农业改良。为了推动农业改良的合理施行,报刊大胆探索,提出各种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新策略。针对农业改良中的现实问题或不足之处,报刊还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另外,通过对近代农学理论和农业实用技术的传播,增强了国人改良农业的信心和能力。鄂省报刊的舆论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清末农业改良运动的兴起。

清末刻本书叶掉墨原因与修复方法初探

清末刻本是清朝晚期使用雕版印刷的古籍,是古籍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重点对象之一。在日常翻阅、数字化扫描及修复流程中常出现掉墨现象,严重影响其文献价值,但该问题尚未受到足够关注。本研究针对古籍掉墨问题设计了几种评估方法,对二十余种清末刻本的掉墨程度进行了调查,并结合修复实际对掉墨原因进行了初步的剖析,建议对掉墨严重的刻本采用刷涂法和包裹法进行保护处理。本研究对古籍刻本的墨迹保护具有实践参考意义。

承古·贯西·启今:清末学者蒋观云的民俗思想探赜

蒋观云是清末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赓续了中国传统民俗思想,阐发风俗之“为政治国”功能,并积极引介西方进化论思想,分析中国社会积弱交困的根源是落后的社会风俗,继而形成移风易俗的观念,以期实现其保国保种、强国新民的政治理想。蒋观云的民俗思想代表了清末知识群对社会风俗问题的理性思考,直接启发了“五四”以来民俗学者的学术探索,在中国民俗学史上,发挥着前承中华古老传统、后启中国现代民俗研究的重要作用。

清末民国中央盐税管理机构演变及其近代化

清末中央政府开始启动盐税管理机构改革,北洋政府改盐务稽核造报总所为盐务稽核总所,后者与盐务总署构成了盐务机构二元制体系。稽核所的设立标志着盐务管理体系的形成,是传统盐税管理体制向近代转型的初始期。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盐务稽核所改组,盐税管理机构逐渐走向统一,但是未完全改变盐务机构二元制结构。南京国民政府中后期,盐务总局的设立开启了盐税管理机构一元制时代。以引岸专商制度逐步取消、盐税主权逐步收复为两条支线,展示了中国盐务近代化的发展演变。

西学与新学:清末留学生的教育反哺——以杨月如等人为考察中心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内外交困,有志之士纷纷寻求扶危定乱之策,“教育救国论”一时盛行,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的矛盾日益凸显。留学生群体为促进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与革新,将西学与中国新式教育融会贯通,特别是杨月如等清末留学生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创办新式学堂、开办速成师范讲习所、改建小学堂、创办单级教授讲习所、传播复式教学法、改组旧学校、出书立作等等,丰富教育形式、改善教育环境,为各地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新颖的教学方法,促进了单级教授法的普及与发展。杨月如等清末留学生群体的教育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提供了新式教育的实践模板,被同行实验、推广、应用。杨月如等清末留学生群体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加快了西学与中学的互融共促,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革新与进步。

清末民初报刊剧话的文体承变与理论革新

报刊剧话与聚焦传奇杂剧、文学批评本位的古代曲话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承继关系,而是直接滥觞于清中后期文人的梨园花谱写作。经由报刊媒介的形塑、戏剧改良思潮的推动与中外剧论的滋养,剧话于民国元年前后定型为一种以京剧、新剧等舞台流行剧种为主要批评对象,以即时化、公开化、品牌化的跨平台专栏创作为特色生产模式,文本与舞台兼重、史论研究与实践批评并举的综合性艺术批评文体。舞台本位意识在清末民初报刊剧话中的建构发展反映了古典戏剧理论“剧学”体系内部重心由“剧本作法”向“表演艺术”的迁移,曲话的独立发展、京剧与新剧剧话的日趋分离亦可视作传统剧论对近代传奇杂剧、花部戏曲、外来新剧“三足鼎立”之全新剧体格局的直接回应。

清末督抚政治与司法分立改革——以广西非试点省却提前举办审判厅为中心

清末督抚政治是制约司法分立改革的重要自变量。至少可以从督抚的职权划分、任职期限、执政理念以及其决策、执行、监督机制等四个层次,以广西等省份为个案,分析它们对司法分立改革的作用。其中,谘议局既是督抚决策的辅助机关,又是督抚行政的有限监督机关。清末广西司法分立改革一度领先其他省份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各省官制通则》确立“行省或督或抚唯一主政”原则,使粤督不能掣肘。二是朝廷没有频繁调动巡抚张鸣岐,让其主政三年有余。三是巡抚张鸣岐秉持“刷新政治即是革命”的理念,吸引外省籍法政人才入桂。张鸣岐离任后,司法分立改革没有继续推进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谘议局议决了限制外省籍学生案,否决了桂抚禁烟展限提案,妨碍继续引进法政人才,动摇了财政基础。二是护理巡抚魏景桐受咨议局掣肘被迫开缺。三是沈秉堃秉持“廉静不扰”的主政理念。

清末民国时期铁路花车研究

花车,本意是举行喜庆典礼或迎接贵宾时特别装饰的车子,铁路是文明发达之利器,铁路花车却成为特权的象征。铁路花车起源于晚清慈禧,之后始流行;民国时期,铁路花车更为盛行,使用者多是权贵及外宾等;铁道部加强铁路花车使用的规范管理,然收效甚微。铁路花车是人们的特权思想及等级观念在火车上的呈现,反映了社会奢靡之风,理应反对特权现象、取消铁路花车、倡导人人平等,让铁路更好地服务人民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