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校刊始末考

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的校刊工作主要在乾隆四年至十一年间进行,其后又对《辽》《金》《元》三史进行改译并新编《三史国语解》,新辑出《旧五代史》,对《明史》进行修订,道光间又对《二十史》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版,整个过程延续近百年,是清代官方校书、刻书史上的重大事件。乾隆初年的校勘工作由博学鸿词和进士出身的翰林负责,包括齐召南、杭世骏等当时最优秀的学者,保证了校勘的质量,使殿本正史远迈前代诸本,成为当时最精善的本子。

道光十六年修补武英殿本《廿史》版片的流程

武英殿修书处是清代最为重要的中央刻书机构,专门从事书籍的活字印刷、雕版印刷和装潢修复等工作。在武英殿修书处雕版印刷的书籍中,以《十三经注疏》和《二十四史》最为著名。除道光三年(1823)至七年间新刊之《辽》《金》《元》三史及未庋藏国子监的《旧五代史》版片无需修补外,道光十六年,武英殿修书处对残缺损坏严重的其余二十种正史(时称《廿史》)的版片进行大规模修补。事件大略,张学谦已经据上谕和奏折还原。

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改刻字形探微——以《尚书·尧典》为例

清乾隆四年由武英殿刊刻的《十三经注疏》以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为底本重刻，因此在内容、形式的许多方面都继承了北监本的特点。例如，武英殿本的刊刻基本承袭了北监本的字形，所以二者十分相近。但有些字的字形也做了一些改刻。其中情形，道及者迄无。今以《尚书·尧典》篇为例，对监本、殿本字形存在的普遍差异做简要分析，以见殿本改刻字形之一斑。

学道未应唐风弃:淮南书局重刻《十三经注疏》始末考

淮南书局重刻《十三经注疏》是经何绍基提议,在曾国藩、方浚颐的支持下,以何绍基、莫友芝为中心,汇集淮南书局编校士人群体共同展开的工程。自同治十年春筹备校刻,至光绪四年刊成《毛诗注疏》一种而罢,淮南书局重刻《十三经注疏》未竟而殇,其直接原因是书局人事变故所致,更深层原因则在于同光年间学术风气的转变。淮南书局重刻《十三经注疏》作为偶发性挫折事件,为考察晚清经学与学术衍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从中既能看到晚清经学的延续与学者的固守,也真切映照出经学渐趋衰落的时代变迁。

《四庫全書》卷末附考證案語研究

在文淵閣《四庫全書》收録的3 400餘種書中,有87種書在《四庫全書》本(以下簡稱'四庫本')某些卷次後附有考證或者案語。這些考證或案語是四庫館臣在編纂校勘四庫書籍時形成的部分學術成果,對我們進一步瞭解《四庫全書》的纂修和《四庫全書》在校勘學上的貢獻有很大幫助。

晚清官书局与近代文献传承

近代中国,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自强新政、救亡图存先后成为时代主题。政治领域内,由讲求自强、实行新政、变法改良而至发动革命,最终推翻帝制;文化领域内,在译介西学、启蒙思想的同时,也着意于刊印传统文献,恢复与重振文教,客观上保存了数千年传承不坠的文化遗产。由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中兴名臣发其端,各地督抚等大员承其绪,晚清官书局应运而生,以其设立之广、刊书之多、校勘之精、影响之大。

《毛詩注疏》版本考

《毛詩注疏》存世版本皆出自十行本系統。宋刊十行本雖爲祖本,然成於書坊,難稱精審,其錯訛多爲其後諸本所承。元代翻刻宋本,遞經修補,現存印本之中存在大量正德、嘉靖時期補版,補版既添新誤,亦有可稱之處。明永樂本、明李元陽所刻閩本,前者似據元本之早印本而成,後者則據晚印本,然閩本所據印本,補版究竟幾何,又閩本校改依據及其它細節,尚待進一步討論。其後,萬曆北京國子監本之於閩本,明崇禎毛氏汲古閣毛本之於明監本,清乾隆武英殿本之於明監本,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之於殿本,亦有改動。清儒阮元重刻元刊明修十行本,擇舊作校記附於卷後,並暗改文字若干。阮本版片於道光、同治時期各有一次修版,不同時期印本又有差别。

《儒藏》编纂随劄——目录版本校勘六则

本札记涉及目录版本者三,涉及校勘者三。涉及目录版本者以十三经注疏合刻本的书题、注疏撰人题为主题,讨论了十三经注疏因合刻而造成的书名困惑以及注疏撰人题的递嬗过程,指出合刻过程中书名经历了由单疏之名改题'注疏'、注疏撰人题经历了由单疏本之题与经注本之题的简单拼合,到因书名改题'注疏'而相应将疏撰人题调后与注撰人题并列,并将疏撰人由'某某撰'改题'某某疏',且削去结衔的过程。这些递嬗过程可以折射出今天习以为常的注疏合刻在性质上与丛书、与集注的异同。最后附带指出皇侃《论语义疏》从日传抄本转为刻本的过程中刻意模仿了注疏合刻的晚期风格,因此刻本改题《论语集解义疏》非谓皇疏名此,而意谓'论语集解'和'论语义疏',在语义上相当于'论语注疏'。涉及校勘者通过几个生动、典型的例子强调异文正误的判断宜慎而又慎,指出四库本《四书或问》多妄改,还提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直接受到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所附《考证》的影响。

阮元嚴杰交遊考略

阮元、嚴杰,年紀相仿,有師弟之誼,交往三四十年。嚴杰精於校勘,久在阮元幕中,參與《經籍籑詁》纂修及補遺;參與校勘《十三經注疏》,撰《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孝經注疏校勘記》,并輔助段玉裁案斷是非,擔任《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校補調整工作;襄助阮元搜訪《四庫》未收書;參與輯刻《清經解》,任校勘之職,并編次《經義叢鈔》。嚴杰編校之才,在阮元幕中得到充分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