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安排与地方应对:民国时期公有款产清理研究——以南康戴善堂案为例

民国政府为兴办教育成立了公产会这一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清理公有款产。清理对象中固然有原属于国家的公产,但更多的则是民间基层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族产、仓储、桥会等等,只因其用于公共用途而被提拨充公。这一制度安排在地方社会引发了连锁反应,使早已存在但又掩盖于宗族等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的诸多矛盾趋于表面化、尖锐化。戴善堂案例真实地反映出,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在基层乡村中的延伸和扩张,直至于以看似无可辨驳的理由剥夺民间私产。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地方社会应对乏力,生存空间日渐缩小,在与国家的利益角力中日益处于不利和无奈的境地。

陈训慈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

"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为了调查战时中国文物损失而设,这为日后从日本接收战时被劫夺文物提供了依据。由于战后复员等因素,委员会人员一直未能到位,会务工作也未能有效开展。为了顺利推进该会的各项工作,在教育部长朱家骅多次敦请下,陈训慈克服各种困难出任该会副主任委员。因为主任委员杭立武在南京,难以长期主持工作,所以会务运作和人员安排等方面工作都是由陈训慈筹划。虽然陈训慈深感会务工作"推进不易",但他还是竭尽所能,到会之初就拟定了工作计划,在人事和经费等各项上担起了实际上的领导责任。在各区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文物损失调查工作大致完成,但由于美国的偏袒,在日本的被劫文物接收工作并不顺利,而"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也在1947年4月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抗日战争时期饱受欺凌的民族工业——同仁堂乐氏家族恒丽号绸缎庄兴衰始末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工业的生存异常艰辛,不但饱受日本侵略者的盘剥、欺凌,还要被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处处刁难。同仁堂乐氏家族创办的恒丽号绸缎庄,就是这一时期民族工业生存状态的一个典型缩影。众所周知,同仁堂乐家因经营药店而出名,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还经营过绸缎生意。其实,开展多种经营也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一个特点。

石油专家严爽

严爽(1896～1962),字滢波,江苏泰兴人。其父为中医,医术高明,“求诊者颇多,赖以起家”。严爽7岁入私塾,1909～1912年在泰兴县立小学和南京两江师范学校就学。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入本科矿冶系,1919年毕业。 严爽大学毕业后。

废约后的纠葛: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天津英租界的接收

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津英租界的接管问题浮上台面,其本为落实1943年《中英新约》的重要环节,但时空背景的转换令中英两国有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国民政府希望尽快接收租界财产,确立符合本国国情和法律体系的制度,英国政府则将维护界内侨民利益作为第一要图,主张延续租界既有管理模式,并及时兑现工部局退职员工的各项权益。双方的矛盾贯穿天津租界清理委员会筹组与工作全程。由于缺乏基本互信,财产接管与债务结算工作未能如期完成,即便英国驻华大使馆与国民政府外交部直接介入,亦未得要领。国民政府接收天津英租界的艰难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既不意味着租界问题的终结,亦不应视之为中外居于平等地位,反而引发更深层次的外交纠纷。

民国北京东交民巷往事(二)

东交民巷的沦陷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北京市使馆区已经发生了不祥的变化。1940年11月30日,汪伪政权、伪满洲国和日本发表了＂日满华共同宣言＂,表示＂三国要互为善邻、紧密提携＂。伪满洲国驻汪伪政权的＂外交代表＂于1941年10月间表示,

一滴汽油一滴血

很少有人知道,中印输油管的前身是中缅输油管。尽管铺设中缅输油管的建议早在抗战前就已提出,但却经历了一波三折,正当开始筹备铺设之时,又因日军侵入缅甸而就此搁置了。中缅油管铺设半途夭折抗战之前,我国所需石油全赖进口,随着日本侵华的扩大,沿海港口一旦被日军占领,失去海上运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