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民间神庙临时戏台考述——以清至民国时期碑刻文献为考察中心

作为戏曲的演出场所,戏台有固定戏台和临时戏台之分,两者长期并存。由于缺少实物证明和文献记载,目前学界对于临时戏台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清至民国时期碑刻文献为考察中心,洛阳民间神庙搭建临时戏台之风持续存在,其因循民间神庙不同的地形地势需求而搭建以降低成本,其作为固定戏台的有益补充,临时戏台发挥着娱乐、社会教化以及文化传承的功能和作用。

清至民国时期陕西省地震的官方应对研究

地震作为一种破坏性极强的自然灾害,因其不同于水旱灾害,且具有较强的突发性,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灾难。地震来临之际,社会的救助与应对离不开国家层面的宏观指导,而政府作为国家的主要执行机构,在灾后救助与应对工作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与任务,其有效应对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命安全与社会稳定。清至民国时期,陕西省震害不断,政府为应对震灾,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应对体系,分别从报灾救助、修缮养恤、拨赈劝捐、蠲徭免赋和建仓平籴五个层面进行应对,这些措施对陕西省地震的预防与赈灾产生了积极作用。

清至民国时期太湖县清明会会产及其功能——以朱氏所藏契约文书为主要资料

清至民国时期,安庆地区民间契约有一些涉及清明会的文献,颇具研究价值。在安庆市太湖县天华镇大山村所发现的契约文书中,有清明会账簿、清明会抄契及该家族的族谱,涉及清明会的渊源、会产类型、会产来源及功能等内容。清明会会产主要可分为会田、会山,来源渠道主要是资金购买、族人捐赠、经营流转等方式。会产的筹措和经营,使清明会得以稳定发挥其祭祀功能、教化功能及社会治理功能。

清至民国画坛中的贵州题材作品探析

本文通过解读清至民国画坛转型中的贵州题材作品,探析其文化内涵。

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漆树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贵州境内漆树资源丰富,是全国中心分布区和生漆主产省份之一。清至民国时期,贵州的生漆出产量达到顶峰,其中以黔西北毕节、黔北遵义、黔东铜仁产漆最佳,所产之漆表面黑而明亮,品质极高。生漆是贵州林业经济中重要的一环,航运的发展促进了生漆的对外贸易。生漆经济效益的上涨带动了各族人民对漆树的培育,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割漆、傩戏面具、漆器等漆文化,是漆树在民众生活中被广泛开发和利用的体现。加强贵州漆树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对贵州林业经济的发展与漆文化的记忆与传承大有裨益。

清至民国河套森林变化及生态影响

清至民国,河套境内大青山、乌拉山、贺兰山的天然森林因生活性采用和商业性砍伐,面积大幅缩减。清初“峰峦耸翠、草木茂盛”之景象至民国后期已是“林相欠佳,破毁无几”。其中,尤以大青山、贺兰山东麓等处天然林木破坏最为严重,近山处地表多裸露。清前期,对贺兰山的砍伐范围仅限于东麓,至雍正年间时已逐渐扩展至西麓一带。随着森林植被遭受的破坏日益严重,区域生态逐渐失衡,境内动植物多样性减少“,暖木”及虎、熊、野猪等个别树种和野生动物消失。

“国家化”进程与史志书写:清至民国时期的威宁史志书写演变考察

清初期的“改土归流”是西南地区“国家化”的重大进展,象征国家正统的汉文史志书写制式渐次覆盖威宁的“彝式”表达传统。清中期,威宁史志文献的编纂逐渐系统化,形成圈层般的地方史志叙述阶序。民国时期,“国家化”尚未全面深入西南乡村地区,威宁官员纂写的史志文本变异成推行政务的参考资料;由底层士人纂修的方志文献则呈现出矛盾形态,内容、架构和理念上既有守旧,也有革新。总之,不同“国家化”进程时期,史志文本的书写目的、架构安排和主题倾向亦因应变化。

吉林省清至民国时期重要文物居住建筑综述和思考

文章以全新视角和新的分类标准,对吉林省重要历史居住建筑进行考察和价值阐释,重新审视其保护和利用情况,提出合理化建议,为地方政府文物保护和文旅融合提供参考。

清至民国时期贵州食蕨的灾荒文化探析

贵州崎岖多山、阴雨连绵的自然环境为蕨提供生长条件,境内民族的采食体系与相对落后的经济情况为蕨提供食用条件。清至民国时期,贵州灾荒的特性与蕨的救荒特性、象征意义相契合,故蕨在贵州的救荒成效显著,具有典型性。因此引申出民众以蕨为指代的饥馑记忆,衍生出以蕨为指代的灾荒文化。

清至民国时期贵州豆类种植原因及影响

豆是中国的原产物种,在中国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清至民国时期,豆类在贵州广泛种植,从贵州地方志记载来看,豆类在此时期有不同的种属,且种类丰富。豆类在贵州广泛种植的原因,一是贵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二是豆类的生长特性,三是豆类是重要的食物来源。豆类在清至民国时期的贵州有着重要影响,不仅对丰富贵州地方饮食文化起到重要作用,还因为豆类重要的贸易物品。贵州豆类种植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催生了当地与豆类相关的多种职业,还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

清至民国时期云南渔业与渔文化

我国渔文化源远流长,经历史演进,根据各地域特点、渔业生产方式、价值功能、文化形态等可划分多种形态。如食鱼、贴鱼尾于墙上,寓意年年有余(鱼),以朴素的情感,表达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我国许多民族皆有自己独特的渔文化,人与自然在依存、改造与适应中探索出诸多生活智慧与文化。

清至民国时期云南棉花的种植与发展

棉花自印度、缅甸等地传入云南后,便在适宜区域生根发芽。云南的棉花种植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清至民国时期,其棉花种植与棉业经济有新的突破。虽然其产量未能居国内前列,但它对云南的社会、经济与服饰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云南棉花种植与棉业经济在社会文化与经济利益的推动下继续发展。

清至民国时期贵州地域的漆及影响

漆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涂料林木,漆的树液、果实、果皮等均能加工成经济产品。漆主要分为大木漆、小木漆两种类型。早在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贵州已能利用漆的树液涂饰器物,至迟在唐朝时已开始人工栽培漆。清至民国时期,漆成为贵州重要的经济林木,广泛分布在贵州大部分州县,漆的副产品也成为贵州重要外销特产。栽培与利用漆增加了贵州漆种植户的经济收入,也对贵州社会经济、器物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示禁碑看清至民国闽南地方政府对社会的治理

自清初以来,传统社会风俗不断经受着时代变迁的考验,新的社会问题相继出现,一者,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侵略势力愈加渗入中国,二者,沿海各地,人口膨胀,对土地山野的争夺愈加显著,贫富分化亦较为严重,三者,外来人口对地方社会秩序的破坏,已引起了较激烈的土客矛盾。有关土地产权、风水、借贷、外国经济文化的渗入、外来人口的移入等都可能对既成的社会秩序产生影响。地方政府亦逐渐注重对地方社会事务的管理,体现出了一定的强化倾向。禁示内容包括了对祖祠、坟山(包括位置、所有权、风水、气氛)、家族间,地方社会公共设施如宗教场所(庙宇、教堂)、水利工程对地方恶习如赌博等的禁绝、丐首霸市的禁示、对外来人口的禁示、对官员行为的禁示和综合性的禁示。这其中包含了官方对民间积极因素的利用,以及民间对官方政治权威的服膺和依附。

清至民国甘肃省旱灾时空规律研究

以甘肃省灾害史料为依据,对清至民国期间旱灾的发生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旱灾发生比较频繁并呈现波浪式递增的趋势,有些旱灾持续时间比较长;受气候变化及农作物生长期的影响,旱灾在夏季出现的频率最高,其次是春季,秋季和冬季则相对较少,并表现出多季连旱的特征;从旱灾发生的周期来看,160年为甘肃省旱灾变化的主周期,75年为次周期;在地域空间分布上,陇中旱灾频次最高,其次是陇东,陇南和河西地区旱灾发生的频次相对较少,而甘南最少;旱灾以中灾和重灾次数最多,并常与水涝(或暴雨)、冰雹等多种灾害相继发生或交替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受灾程度。旱灾的发生与甘肃省气候变化及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清至民国河州回族脚户

脚户是我国旧时西北回族社会存在的一种特殊行业。清至民国,河州作为西北主要的回族聚居区,受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社会构成、文化传统及经济条件的影响,回族脚户开始兴起。他们肩负运输者和商人的双重职责,以河州为中心,往来于各大商埠之间从事商业活动,并逐渐发展为当时一种特殊的行商。梳理清至民国河州回族脚户的商业活动,不仅能够了解他们当时的行商路径、贩货种类及运输工具,也可见其对往来沿线商业和河州发展的积极作用。

民间典当的中人问题:以清至民国福建闽西为视点

清代至民国,福建闽西套用典当模式却无专门经营场所、以非组织形式出现的民间典当相对活跃,闽西民间典当中人职业相对流行。中人在民间典当的各个环节发挥着信息媒介、撮合、提供相关知识和经验支持、交易见证人等多方面的作用。民间典当交易中体现中人的劳动价值,习惯上均给予一定的报酬,自清至民国,中人酬金占典价的比值一般维持在2%的比率上,有时侯略低于2%,有时侯略高于2%,比值偏高的情形并不多见。笔者以闽西为例,在占有诸多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从民间典当中人流行情形、所起作用、中人礼费等多个方面对民间典当中人问题进行研究,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空白。

清至民国时期茶叶消费主体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清至民国时期茶叶消费主体呈现许多新特征、新变化。平民百姓的茶叶消费带有更多的市场行为,少数民族茶叶消费数量更多,军士以茶充饷现象屡见不鲜,国外消费主体异军突起,官僚文人、富商大贾、和尚道士的茶叶消费与茶叶市场关系更紧密,皇亲国戚的茶叶消费披上了浓浓的市场色彩。这些新特征、新变化对茶叶市场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茶叶消费主体的消费数量、消费能力、消费层次、消费习惯、消费方式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茶叶市场的基本走势。

清至民国时期中国茶叶海外市场分析

清至民国时期,中国茶叶海外市场遍及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其中欧美市场最为重要;就国别来看,荷兰、英国、俄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及澳洲、北非则是这一时期中国茶叶最重要的海外承销市场。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上述各国茶叶市场的地位和份量呈现出动态特性。

清至民国时期云南地震及灾后赈济

云南自古以来为地震多发区。对清至民国时期云南地震(M≥4.7)进行历史性的考察,细致分析地震次数与地理分布,可知云南地震地理分布广,发生频率高,地震强度大,给云南民众造成严重的损失与危害。对此损失与危害,地方政府与民间相应采取多种赈济措施,以减轻地震灾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