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耆夜》的保存流傳與戰國楚地的詩樂教育

清華簡《耆夜》中所記載的四首佚詩與傳世毛詩中的雅詩密切相關,與飲至典禮的情境相合,第四首詩《明明上帝》和前三首詩的微妙區别與篇中獻酬者身份地位轉换也相互對應,體現了《耆夜》文本順暢的内在邏輯。《耆夜》中的《蟋蟀》詩與傳世本毛詩《唐風·蟋蟀》篇名一致,内容重合度較高,詩旨相合,都在儆戒“好樂毋荒”,二者間的區别可能來自不同的保存與流傳路徑。將清華簡本、安大簡本與傳世本相比照,可知戰國時期結集本《詩》的基本形態已具,但仍存在包括篇次、章序以及異文在内的諸多不同;而清華簡《耆夜》可能與儒家傳本無關,屬於淵源有自的貴族教本,其文本内容與形態展示了戰國楚地貴族詩樂教育的一些特色。

清华简《耆夜》考论

"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诗的作者。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清华简《耆夜》礼制解疑

《耆夜》武王八年戡黎,毕公军功最大,所以他担任主宾。饮至礼主人需酬酒赋诗,一般水平的宰父难以胜任。周公多才多艺,能事鬼神,根据宾主对等的原则,他担任饮至礼主人有其合理性。"客"字在春秋中期以前已经出现,并不限于指国外来宾。"东尚之客"的"尚"字,应训为"上",指作册逸席位处于毕公之东的尊位。《耆夜》与《仪礼·燕礼》不合,可能存在某些程度的内容失真,但思想内容的伪与晚并不等同于竹简材质的伪与晚。与其质疑清华简《耆夜》为假简,不如更深入探讨造成《耆夜》与《燕礼》等文献礼制差异的原因。

清华简《耆夜》古小说与古小说家“拟古诗”

清华简《耆夜》既不是所谓西周史官严肃的"记言记事",也不是战国儒士对于古文献的"编纂整理",而是一篇具备古小说文体特征及其要素的战国时期古小说。在清华简《耆夜》文体属性得到确定的前提下,从文学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就可以解决史学界、古典文献学界对其产生的诸如真伪、写作年代等一些争议。同时,清华简《耆夜》中古小说家"拟古诗"的发现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既揭示了古小说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用诗"辅助叙事的文学现象,也填补了战国散文时代诸子在"诗"创作方面存在的空白,还表明了在官学时代"诗"的生产方式结束之后私学时代"诗"的个人自由创作方式的开启。

清华简《耆夜》考论

"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的作者。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清华简“■情”与今文《尚书》“密静”合证

清华简《耆夜》简7"■情谋猷",其中"■"为"宓"之异体,经典中多写作"密","情"则用为{静},从"心"表意,"■情"即"密静",可与今文《尚书·无逸》"密静殷邦"合观。同时文中还涉及清华拾《四告三》"燮懿朕心"与曾伯■簠"印燮繁汤"之关系、嬭加编钟"■壮我猷"中"■"字和《封许之命》"■光厥烈"之"■"的读法等相关讨论。

清华简《耆夜》与周公酒政的思想意蕴

长期以来,由于《逸周书》的真实性受到质疑,周公研究主要局限在灭商后当国摄政、辅佐成王时期,而灭商之前周公思想的探究遭到人为忽视,青壮年时期研究空白的状况与周公文化"元圣"的地位极不相称。新发现的簋及陕西岐山周公庙西周甲骨等文物,仍未改变这一时期研究材料缺乏的局面。清华简《耆夜》展现灭商之前周公的思想面貌,而《尚书.酒诰》则作于周公摄政时期,二者都涉及到周公与酒的文化关联,通过二者比较,以期展现周公酒政的推行难度及思想深度。

清華簡《耆夜》拾遺

在清華簡《耆夜》篇的辨僞時,我們不宜將文獻所建構的意義當成信史來辨僞,亦不宜過於相信既有研究結論和自己的知識經驗。我們不能認爲現有可知的先秦文獻中没有的語言,在其時就一定没有。《耆夜》篇很可能是戰國時的儒家所記。究其文獻性質,可能是屬於《漢書·藝文志》中提到的"雜説"一類文獻。簡文"周公作歌一終曰《蟋蟀》",其字面義當指周公興樂一終,其時會伴有舞蹈和《蟋蟀》詩的文辭,但非指周公創作《蟋蟀》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