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词的日常化书写与经典性生成

如何勘探清词的经典性?如何透过“中兴”的表象捕捉清词价值所在?本文认为在参照宋词既有的研究范式基础上,须有新的思路、方法。清词之所以异于宋词,与其新的书写题材、手法、意境有关,对这些新质的梳理不能简单照搬宋词既有的术语、概念。文章以张炎雅词在清代的接受为例,通过“家族相似法”与“星云”研究法,梳理清词与宋词经典美质的差异,认为日常化书写实为清词的经典特质,是清代独特的科举文化生态下词体的新型演变,也是清词经典性得以成立的关键所在。对清词中兴的领悟,取决于我们能否勘破表象,重塑清词经典美质。这不仅关涉清词的定位与书写,也在深层次上揭示了词体并非宋词这一经典,而是有着自我革新、辩证发展的多元面孔。

清词“四声论”的生成发展及其词学史意义

清代词学中兴,词人特重音律,在词之创作上,万树首倡“四声论”,乾嘉以后词人,以蒋春霖和晚清四大家为代表,在填词中重视四声字;在词的校勘中,出现了以四声校词的校勘方法,推动了词律研究与词学文献整理;随着词律研究的深入,凌廷堪、谢元淮等学者尝试重构词乐,江顺诒治词重宫调、审音,并对万树“四声论”进行了批评。概言之,“四声论”的构建,推动了清代词律学体系的完善与词学的独立发展。

祭词词:清代词人的身份认同与词学演进

祭词词即祭祀词神之词,是清代中期以后才出现的一类词作,其创作非常鲜明地受到祭诗诗的影响。祭词词主要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创作,分别是道光元年吴中词人戈载、朱绶等人的祭词词唱和、道光二十六年雷葆廉发起的祭词图题咏、光绪二十三年王鹏运与其弟等人的祭词词唱和。此外,在祭祀词人生日和修建词人祠庙时也有祭词词作品。祭词词大都写于岁末,所祭词神或为自然神,或为人格神。祭词词在渴求词神庇佑,表达自哀自悼之情时,将词人人格与“君子固穷”等传统士大夫品格联系起来,表现了词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包括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文体身份认同三个层面。从词学观念的演进来看,祭词词的作者有意识地凸显了“词人”形象的自我营造;同时,祭词词作家也表达了对词体的认识与尊崇,他们或体认词的音乐属性,或强调词的精神品质,或认同词的创作难度,对于词体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均有较为深入的思考,从而彰显了祭词词在词学史上的独特意义。

梁溪词人群体与清初词坛

梁溪词人群体的形成受到地域文化、家族姻亲、交游唱和等多种因素影响。于创作上,既追求新变,又恪守传统。其词学思想主要包括“尊体论”“词律论”“性灵论”“创作论”四大方面,在与词坛桴鼓相应的同时也融入了新的思考。梁溪词人群体与阳羡词派、浙西词派交流碰撞、交错并存,并最终走向浙派,它们共同助推了清代词学中兴。

规矩立而后天下有良工:论按谱填词与清词创作之兴盛

明清以降,词谱的出现成为词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词谱详注平仄韵叶,复选名作以为示范,既便初学,又保矩律,成为指导人学习填词之教科书。特别是《词律》《钦定词谱》等词谱的流行,遂使按谱填词成为有清一代的填词风尚,清词创作也因此走向格律化规范化。按谱填词革新了填词的方式,降低了填词的难度,扩大了填词的队伍,提高了填词的水平,为清词创作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女词人贺双卿词的疾病书写

清代女词人贺双卿身染疟疾,饱受折磨。她将“疾病”作为重要书写对象,使之与自身短暂悲苦的人生经历甚至社会、时代相结合,从个人身病、女性心病、社会弊病三个维度,书写人生体会与感悟,又融入独特的伤春情怀。其创作是来自农妇的声音,从抒情角色、思想内容看,可谓清代女性创作繁荣的表现。

清词中的黄河文化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文学作品中得以突出体现。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沉淀,词在这个时期呈现出中兴态势。随着时代背景的不同,清词中所蕴含的黄河文化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直观地反映出清代词人对黄河的认知,也更能探索出时代背景的变化对词人创作的影响。

《清尊集》与“东轩吟社”

清代道光年间活动于浙江杭州的"东轩吟社"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史上的重要社团之一,创办人为吴衡照、汪远孙,社址在著名的汪氏振绮堂"静寄东轩"。自道光四年甲申(1824)至十三年癸巳(1833),历时十年之久,集会唱和超过一百次,成员超过八十人。社集之作由汪远孙选编为《清尊集》16卷,社员兼著名画家费丹旭绘有《东轩吟社图》正本、副本各一帧,汪远孙侄子汪曾唯又辑有《东轩吟社画像》一书。借助《清尊集》和《东轩吟社图》等文献资料,可以理清该吟社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同时更正各种相关的错误。就清代诗词研究来说,将总集与结社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也是一项积极的探索。

读《全清词·顺康卷》献疑

《全清词·顺康卷》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取舍标准不统一 ,同是明遗民 ,有的收录 ,有的未收 ;二是有漏辑与失收者 ,编者未充分利用近年已刊布的文献 ,致使某些词人作品短缺较多 ,即使编者已利用的文献 ,亦有漏辑之疏 ;三是作者生卒年的考订多有失误。

清初广陵词人群体考论

广陵词人群体是开启清词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它尚缺乏基本的研究和准确的文学史定位。广陵词人群体是清代顺治末至康熙初年特定地域(扬州)词学活动引来的一次词人群体聚合,其领袖人物是短期到扬州任推官的文坛盟主王渔洋,引来大批文人在扬州聚集的是这样两项词学活动:社集酬唱与合操选政。这两项活动聚集了四类词人:1、扬州土生土长的词人;2、以外籍而长期流寓扬州或终老于扬州的词人;3、短期游宦或居留扬州、参加过王渔洋等人组织的词学活动的外地词人;4、扬州外围与王渔洋等人有诗词往来的一批词人。这个由四重人员组成的群体,阵容十分庞大,其中里籍、生平和作品尚可考见的就有90多人。本文考述了这90多人的生平和作品,并论证了:广陵词人群体只是一个结构松散、活动时间不长且其成员的艺术宗尚并不一致的作家聚合体,而不是一个文学流派;但正是这种群体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一般地域性流派所缺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促成了清词中兴的第一个高潮的到来。

朱彝尊《静志居琴趣》的自传性叙事结构——清词代表性文本阅读之一

朱彝尊不但是清词大家,还是南宋雅词的推尊者和词脉的接续者,词史上的分量非同小可。本文通过揭示朱彝尊《静志居琴趣》自传性叙事结构的存在,以及这一结构给阅读所造成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提出了清词阅读和评论中出现的新问题。

民国时期清词选本考索

民国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清词选本,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然而,迄今尚未有人对此予以全面的考察。通过汇辑考索知,断代专选类有37种,历代杂选类54种,地域类40种,闺秀类15种。对民国时期清词选本的考索,可以为清词研究、民国词研究奠定史料基础。

论清词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以江浙对广东的影响为个案

地域性是清词的一大特征。就清词的整体格局而言,江苏、浙江两地为绝对中心,江浙以外则为边缘区。江浙与词学边缘区的关系概言之有两方面:一方面,清词中心江浙具有强大的文化向心力,边缘区之词常会汲取其营养;另一方面,某些边缘地区之词也会对江浙词产生一定的逆向影响。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地域差异,不可一概而论。就江浙与广东而言,近代以前,江浙词风已经波及广东,但影响还不大。近代以来,广东词坛先接受浙西词派,后崇奉常州词派,粤词之嬗变则与江浙词风息息相关。另外,广东词在全国词坛的地位也受到江浙词坛的影响。要注意的是,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除了宏观的考察,还应该关注某一区域内部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

20世纪清词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在20世纪的钟声敲响之际,近代著名词人谭献于1901年去世.3年后(1904),"清末四大词人"的领袖王鹏运亦继之告别人世.1908年王国维<人间词话>64则在<国粹学报>连续刊出,它引进西方文学批评话语研究词学问题,标志着中国词学批评新变的开始.20世纪的清词研究也伴随着清王朝在1911年的灭亡而揭开序幕.

清代杭州西溪诗词丛考

清代杭州西溪诗词,无论从清代诗词还是地方诗词的角度,都很值得研究。现在就其中若干作家与作品做一些相关的考证工作,既可以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也可以引起人们对整个西溪诗词的关注。

清词丽句必为邻——姚恒璐声乐作品述评

姚恒璐教授作为我国重要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近年来无论在著书立说方面还是专业音乐创作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身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姚恒璐,在承担繁重的本科、硕士、博士的教学工作之外,依然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大量时间进行科研理论工作和音乐创作,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论清词对词境的开拓——以清代岭南词为个案

对词境的开拓是清词的一大成就,清代岭南词在这方面即有出色的表现。其一是对南国风情的集中展现与词体美学类型的拓展;其二是对清代史实与"心史"的全新叙写;其三是对西方文明与海外风情的反映。总体而言,清代岭南词人开拓词境之举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为词体增加了新的内涵,在词史上有重要意义。对此问题的分析,有助于对清词的文学价值有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

从《人间词话》看王国维对清代词人的评价

清词,作为词坛"中兴"的一个阶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表明了自己对它的态度:对于清词整体,王国维是不看好的。而众多的清词作家,如朱彝尊、王士禛、张惠言、谭献、王鹏运、况周颐、周济等,王国维也都或多或少地给予了批评,但有一人除外,那就是纳兰性德。王国维对纳兰的评价很高,把他誉为"国初第一词人"。但是另一方面,王国维《人间词话》这本词学评价体系中也存在着的一些缺失,如过度推崇北宋词而贬低清词、评价带入过多个人感情色彩等等。

《全清词·顺康卷》前5册漏收词补目

《全清词.顺康卷》前5册应收而未收之词甚巨。漏收的主要原因有:搜罗词别集不全,取校词别集版本不广,搜采诗文别集未尽,辑录明清词选疏忽。该文据有关明清词别集和词选,辑补遗漏之词作目录1625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