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渔业冲突的不同情境与政策选择

渔业冲突是南海争端的重要内容,它主要在专属经济区重叠海域与岛礁归属争议海域两种情境下发生。既有研究对此未进行明确区分,通常笼统地把争议海域作为争端国在渔业冲突中的政策背景。事实上,争端国在两种情境下的政策选择出于完全不同的逻辑。由于只涉及专属经济区重叠的争议海域类似一块“公地”,同时渔业资源具有共享性,促使争端国奉行竭泽而渔的政策而缺乏合作治理的动力。在岛礁归属争议海域,争端国面临控制或投入两种维权现状,损益认知构成其判断维权形势是否有利的决策参照点。根据维权现状的损益框架,争端国赋予渔业议题政治属性,将渔业冲突框定为主权和管辖权争端。

权力、习俗与司法:1947年绍上湾区的渔业冲突

由于杭州湾南岸曹娥江河口沙洲的不稳定性,位于曹娥江河口东岸的绍兴沥海、上虞雀嘴两地因沙洲渔业资源时起冲突,1947年发生渔民斗殴杀人事件,更是反映了近代近海湾区的渔业治理难题。事件中包括乡长谈判被勒、媒体推动舆潮、渔会呈文请愿、旅外同乡会施压等,士绅、县参议会、县政府、区专署、省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体现了政府权力、风俗习惯与司法决策在解决双方冲突中的不同作用。由渔民越界纠纷而引发的近海湾区冲突展现了河口渔民生存实态,以及地方政治精英协调渔业捕捞秩序、涉事.各方逐步确立并完善非正式制度的实现路径。重要的是,对绍上湾区冲突历史的考察不仅呈现了公共资源的治理问题的复杂性,更提示我们注意中国社会渔业资源治理难题背后的历史原因。

《中韩渔业协定》执行情况及有关问题研究分析

《中韩渔业协定》作为中韩两国政府管理渔业生产的法律文件,在协调中韩渔业秩序、妥善处理两国渔业冲突、促进两国渔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入韩渔船数量、渔获配额、作业水域、渔船管理四个方面评价和分析了《中韩渔业协定》执行情况及存在的纠纷问题。针对冲突问题,分析了其发生的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以期进一步推进中韩渔业的全面合作。

日韩渔业之战:“李承晚线”问题新探——以《朝日新闻》为中心

为实现公海捕鱼自由,1951年12月,日本与美国、加拿大签署了《日美加三国渔业协定》,作为应对,时任韩国总统李承晚单方面发布“对邻接海洋的主权宣言”(所设界线称“和平线”,日本称“李承晚线”),宣布对大陆架资源行使主权,引起日本强烈抗议。日方援引《杜鲁门宣言》等,阐述“李承晚线”的非法性,坚决要求撤线;而韩国不断拘捕越线渔船,态度强硬。李线的设立,引发“大邦丸事件”等持续不断的渔业冲突,成为阻碍日韩会谈和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一大障碍。为解决该问题,双方经过长期谈判、博弈,以至妥协,最终才达成撤线协议。“李承晚线”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海洋争端的一个缩影,折射出《杜鲁门宣言》对世界海洋秩序与格局的深刻影响。

南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的时空特征及其治理

南海渔业开发为维护我国渔业利益和海洋权益发挥了重大作用,近年来急速衰退的渔业资源和不断升温的冲突态势亟须寻找治理革新的突破口。基于此,首先从南海渔业资源环境特点、南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沿革与现状,辨析南海渔业时空格局,指出南海渔业资源环境具有跨越国家界线的互通性、整体性与相互依赖性,且周边国家和地区对南海渔业高度依赖,并已经造成资源环境严重衰退。其次通过对南海渔业冲突和南海渔业资源治理所面临的挑战的梳理,指出引发南海渔业冲突的条件今后很可能更加普遍,亟需南海各方共同面对渔业可持续性危机,而南海地区面临的渔业资源环境退化、系统认知不足、区域协作有限等共性挑战与利益诉求,可成为促进区域合作的纽带。最后以区域渔业资源治理为抓手,提出了构建南海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思路:从推动绿色水产养殖、增强资源环境修复、深化科研共享等方面开展务实的渔业资源治理合作;在区域、国家、地方层面完善跨尺度的海洋治理措施落实体系,协同提升国家层面的顶层涉海涉渔政策设计,强化地方、私营部门和公民个人在南海区域共建中的作用;从建立健全区域组织和完善区域海洋法制推动构建区域层面合作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