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问题及其根源剖析

要分析各种渔业管理措施是否得当,寻找解决渔业问题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正确理解渔业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由于受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因素之影响,我国渔业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作为世界渔业的一部分,我国渔业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渔业之间必然存在某些共性。为此,总结和分析各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此基础上阐明作者对渔业问题及其根源的理解,提出考察我国现有渔业管理措施是否得当以及在设计新的渔业管理制度时应遵循的部分标准,便显得极其重要。

从渔业问题看北极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除去一般性的科考研究，关于北极问题的战略研究趋于强调国家主导和现实博弈，对于治理的路径与绩效评估较少，缺乏对全球层面制度因素的讨论。本文以北极渔业问题为案例。通过分析需求与供给、自由与管控、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存在的治理失衡现状，总结出以权力扩张、责任混淆、执法赤字和价值观缺失为主要特征的治理困境，从而归纳以制度为依托的软性治理、半封闭式的互补性竞争治理以及相互约束的排他性治理框架，为北极治理的路径选择提供思考。

国内战争时期苏俄远东与日本之间的渔业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协约国帝国主义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进行了武装干涉。日本利用出兵苏俄远东之机,大肆攫取经济利益,其中包括掠夺远东渔业资源。日本渔业主以武力为后盾在苏俄远东水域进行所谓"自治"捕鱼。苏俄和远东共和国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干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最终迫使日本从苏俄远东撤军,取谛了"自治"捕鱼。

制度、国情、政策与渔业问题

我国捕捞强度失控问题由来已久,而渔民权益保障问题目前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渔业法律主体缺失,基础在于我国低效农业生产和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加剧在于政策措施的失当。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从建立渔业权制度的要求改革现行法律制度,并从国情出发,选择投入控制的渔业管理模式,在政策设计上要区别渔业与渔民、渔业与农业的不同,制定科学、有效、切合实际的政策措施。

我国海洋渔业内部转型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捕捞能力的不断膨胀,近海渔业资源迅速减少,特别是《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的签署和相继生效,中国沿海渔场大幅度收缩。因此,海洋渔业转型已迫在眉睫,海洋渔业发展正面临由追求产量向提高质量效益、由规模扩张向提高产业素质、由资源消耗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转型。本文重点研究了海洋渔业转型中的内部转型,针对内部转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实现海洋渔业内部转型的相应对策。

广西渔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广西是我国南方地区淡水渔业大省,本文通过对广西渔业发展历程和现状的分析发现,在广西渔业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渔业资源环境恶化、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渔政执法力度不强、水产品质量安全堪忧、渔民权益难以保障及产业竞争力不足等若干重大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深入解析后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及建议,认为我省应积极保护渔业资源环境,加快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强渔政监督管理工作,加强水产品食品安全监察工作,建立健全渔业防灾害措施,完善渔民权益保护制度,积极拓宽渔业产业投资渠道,发展高效、优质、健康渔业,提升产业竞争力,以实现广西渔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北极渔业治理中的认知共同体因素:以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为例

国家行为体对于科学家群体的知识依赖是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特征。在深海、极地、外空、网络等全球治理新疆域中,科学家的知识权威和网络化构成的认知共同体也成为影响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在北极渔业治理中,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作为重要的认知共同体,坚持双重身份、需求方驱动和非直接约束原则参与治理,而共识性、开放性和非强制性的治理特征为其推动北极渔业的议程设置、国家政策和社会共识,以及间接提供决策方案创造条件。但是,认知共同体的软性“去国家化”与科学家群体国家认同之间的平衡问题,认知共同体影响力的阶段性递减或反向影响,不同认知共同体之间面临的相互竞争等问题,构成认知共同体参与北极渔业治理的主要制约。

大连地区“三渔”问题成因及对策

大连地区渔业生产飞跃发展,海水养殖不断掀起热潮,产业结构及时得到转型,始终保持全国渔业大市地位。可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三渔"问题,渔业资源衰退、环境污染加剧、管理不畅、纠纷不断、产业化难、融筹资难;渔村基础设施滞后、建设铺张浪费、生活质量低下、保障制度缺失;渔民收入差距扩大、素质偏低、负担过重、权益受损。借助资源禀赋论、市场风险论和产业空洞论,分析大连地区"三渔"问题成因,进而提出推进渔业政策性保险事业、营造渔业贷款信用环境、建设渔村渔港经济开发区、提升渔业劳动者素质、规范渔业补贴投向、健全渔民权益保障机制等对策。

关于渔业基本涵义及渔业发展内外部因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工业和服务业门类逐渐与狭义渔业产生了极为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被直接纳入到"大渔业"的概念当中。因此,广义渔业即包括狭义渔业在内所有从事与狭义渔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服务活动的行业和部门。目前制约渔业发展的渔业内部因素主要包括:资源与环境因素、水产品质量与安全因素、劳动力因素、资本因素、科技因素;渔业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因素和法律法规因素等。

“三渔问题”成因及对策分析

渔业与农业、林业、畜牧业一样,是改善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渔业的发展,不仅需要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而且更需要管理知识和方法。渔业生产与渔业管理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的一个整体。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人们对食物及渔产品需求量的增加,渔业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愈显重要。然而,由于渔业资源是有限的,捕捞强度的不断增加必然导致渔业资源衰退,最终影响渔业的发展。为此,必须加强渔业的管理,合理的利用渔业资源,这样才能达到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通过对三渔问题的阐述和分析,探究影响我国渔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从而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为我国渔业管理部门和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我国海洋捕捞渔船管理问题探析

针对当前海洋捕捞渔船管理中面临的众多问题,提出从制度创新、渔业法律法规的完善以及渔民自身能力提高等方面加强海洋捕捞渔船管理策略,以促进海洋渔业健康可持续性发展。

渔业国际交流与合作稳步推进渔业“走出去”

渔业是国际化程度较高的资源性产业。渔业国际交流与合作涵盖水产养殖、资源养护、远洋渔业、国际贸易、渔业管理、科技交流等领域,涉及政治外交、三农工作、海洋权益、可持续发展等各个方面。＂十二五＂以来,我国渔业进一步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围绕国家政治外交大局,服务国家食物安全和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维护我渔业权益和周边稳定为重点，以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双边与多边两轮驱动，努力完善国际国内渔业秩序，稳步推进渔业“走出去”战略，为我国渔业发展拓展国际市场和发展空间、营造良好秩序和发展环境。

重庆市北碚区渔业产业化发展现状与对策

渔业产业化是调整渔业产业结构、增加渔民收入和促进渔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渔业产业化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本地资源优势和加工流通企业为依托，对渔业的支柱产业和优势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以水产品生产基地为基础，通过龙头企业或公司把众多分散的渔户联结起来，把渔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联结起来，延长产业链条，形成功能齐全、资源优化配置的经营方式。它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规模效应，促进形成渔业自我发展的良好机制。本文在充分分析重庆市北碚区渔业产业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渔业发展趋势，提出了对策措施，以加快和推进北碚区渔业产业化发展，促进产业升级。

韩日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美国因素

长达14年之久的韩日关系正常化会谈,经历了无数次的中断与延期,在创下了唇枪舌战的纪录后,终于在1965年画上了句号。两国政府签署的基本关系条约,不仅成为正式外交关系的起点,也给双方带来了更多的正面积极效应。韩日会谈清算了过去殖民地时期的问题,正式确立了两个主权国家的关系,给处在发展初期阶段的韩国经济注入了外国资本。

乔培新同志的讲话(摘要)

搞好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根据这一精神,需要放开眼界,研究以下问题:一、银行要支持发展远洋渔业。建国以来,支持海洋渔业属农村金融工作范围。在海洋渔业问题上,曾有养殖与捕捞之争。就全国范围来说,当前应当实行以养殖为主,养殖、捕劳、加工并举,因地制宜。

国际海洋法法庭“分区域渔业委员会案”评析

国际海洋法法庭运用结合上下文解释条约的原则,通过解释相关条约确立了对'分区域渔业委员会案'的咨询管辖权。咨询意见在多个方面涉及第三国问题。法庭对条约的解释以及对第三国事项的态度使管辖权体现出一定的扩张倾向。根据法庭所发布的咨询意见,船旗国对其船舶在分区域渔业委员会成员国专属经济区内,从事非法、未报告及无管束的捕鱼行为负有管理义务,该义务为勤勉义务,若船旗国未尽该义务,则应承担责任。国际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对其授权的船舶从事上述捕鱼行为负责。分区域渔业委员会成员国对相关专属经济区内共有种群,享有以合作管理与养护为主要内容的相关权利义务。

所谓“日韩会议”

“日韩会谈”早在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日就开始了。今年三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又继续举行了会谈。在去年年底的“日韩会谈”主要讨论过去悬而未决的四个问题。(一)基本关系问题,即恢复“邦交”问题,二)“财产请求权”问题,(三)“李承晚禁渔线” (规定离南朝鲜海岸线五、六十浬范围内不准日本及其他国家捕鱼)和渔业问题,(四)旅日朝侨的法律地位问题。目前具体问题主要是集中在“财产请求数”问题上。“日韩会谈”一直是美国谋划侵略亚洲的一个重要步骤。其阴谋为(一),把美国扶植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引起南朝群。

不要被“台日渔业协议”所迷惑

2013年4月10日，台湾“亚东关系协会”与日本交流协会在台北举行了第17次渔业会谈，并签署“台日渔业协议”。该协议是日本在渔业问题上实行“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