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的上海渔会与渔业经济(1946—1949)

渔会诞生于北京政府时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沿海省市得到较为普遍的发展。上海作为渔业经济的重要中心地区,渔会也在法律规范及集体理性下得以建立,并在抗战之后恢复重建。与传统渔帮、渔公所相比,渔会组建体现了鲜明的政府意志,但也内蕴有渔民之政治经济利益诉求。战后上海渔会具有较明显的都市型渔会的特点,在与政府交涉,争取与维护渔业利益方面有所作为,在行业内部的渔业金融、经营秩序、渔业教育等方面也有所建树。不过,受制于渔会内部组织问题及抗战之后整个经济和政治环境,渔会尚难承担振兴渔业经济的重任。

社会转型中的民间组织研究——以战后青岛渔会为例

民国青岛渔会的成立,是渔民的内在需求和现代社团观念影响的结果。青岛渔会按照现代社团组织模式,建立起科层化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在服务会员、促进青岛渔业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不过,由于受到社会生态环境制约,渔会离其服务目标尚有很大差距。如何培育民间组织成长的良好环境,寻求民间组织在管理与功能上的突破,至今仍是一项十分繁难的任务。

小农经济型态下的渔民组织及其职能——以民国青岛渔会为例

青岛渔会是在民国政府的直接指导和推动下成立的。它既是渔民内在需求的结果,也是近代合群结社思潮的反映。由于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和内在质素的束缚,青岛渔会组织方式不断变化,但其组织结构却稳定地吸收了现代社团的组织模式,在会员、职员、经费等组织要件上,体现出规范化、科层化的结构特点。青岛渔会在为会员提供经济服务、维护会员利益及组织与协调银行贷款等方面为促进青岛渔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受到民国社会生态环境制约,渔会离其发展目标尚有很大差距。

抗战胜利后沿海地区渔会复员与利益抗争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为复兴渔业,通过对渔会整理、调查,规范管理,选派渔业指导员和干事人员等方法,指导各级渔会建立,有力推动了战后渔会复员。获得重生的渔会组织作为社会自组织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竭力为渔民利益而抗争。渔会通过为渔民力争渔业救济物资,在渔盐变色、苛捐杂税征收等问题上与政府展开对峙博弈,呼吁、协同政府维护海上渔权等方式,有效推动政府关切渔民利益。

民国玉环渔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以玉环护费征收案为例

玉环县地处瓯江入海口,海岸线漫长,渔业资源十分丰富。玉环作为浙江第二大渔区,其渔业组织在地方政府规范及渔民推动中得以产生。与传统的渔帮、渔业公所相比,玉环渔会的组建既彰显鲜明的地方政府意志,又代表渔民的利益诉求。1931年玉环渔民关于豁免护费的呈请,展开了玉环渔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直至全面抗战,形成了一桩颇具影响力的公案。这场利益博弈展现玉环渔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为渔会的运行提供了一种范例。

台湾农业金库对农渔会信用部的支持分析

台湾农业金库是台湾农渔会信用部的上级主管机关,该金库成立以来,积极改善信用部经营状况,并已取得良好成效。以农业金库成立的背景及功能为出发点,探讨分析其对信用部的支持措施和支持困境,并从制度先行、政策支持、创新模式、构建体系等4个方面为大陆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相关借鉴。

渔政、渔会与渔民：台湾的渔会改进与渔业复兴（1954～1964)

本文深入考察中国台湾地区的档案、报刊、数据库资料,对"改进"时期台湾渔会改进与渔业复兴进行探讨。在此次改进过程中,台湾当局、议会及渔会三方分别从行政、提案、实施层面形成促渔发展的政策条件。本文通过社会经济史视角,将台湾农业社会与经济史结合,探讨其20世纪50年代复兴渔业的路径与具体成果。

从课责概念探讨台湾渔会组织之治理

因应全球化的挑战，机构组织的变革与改造已是一种趋势，本文从台湾渔会组织所衍生出的治理问题着手，试图从课责概念与机制入手来分析与探究现行渔会管理与监督之缺失。缘此，文中首先介绍了渔会组织及其任务与功能，继而说明课责的内涵及其在机关组织的运作发展，并依循Romzek＆ Dubnick的“科层式、法律式、政治式、专业式”四种课责类型来探讨现行渔会组织与运作的问题，最后从公法人、公司化及非政府组织等三种模式中，讨论目前渔会组织改革之可能选择的途径与课责方式，期使渔会健全运作并恒续发展。

农渔会风波警告民进党

离2004年大选时间只剩下13个月的时间,为了争取连任,陈水扁开始了巩固基本票源、争取中间选票、拔掉泛蓝军基层桩脚的选前布局,整顿农渔会就是陈水扁自认为关键的一步,但是令其始料未及的是,由于民进党当局的决策粗糙,措施不当,操之过急,引起了基层农渔民的强烈反弹,十几万农渔民去年11月23日走上街头,陈水扁的支持率下降到了上台以来的最低点,台湾中南部的农渔民给了“绿色执政”严厉的警告。

两岸渔业协会制度比较及其启示

渔业协会是一种重要的渔业中介组织,也是一种促进渔业自律化、产业化的重要管理形式。台湾渔业协会发展时间长,建立了系统的渔业协会法律法规,拥有完善的组织体系,并确立了经济、服务和金融三大职能。相比之下大陆渔业协会发展尚不成熟,应有选择地借鉴台湾渔业协会的经验,建立健全渔业协会法律体系,完善渔业协会组织机构,扩展渔业协会的职能,以促进渔业向规模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同时还应注重人才的吸纳和培育,以及现代科技的开发和引进。当然台湾渔业协会目前也面临着经济事业不景气、渔工不足等问题。对此,两岸渔业协会应积极开展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为两岸渔业更好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台湾农业金融体系变迁史研究

阐述以农渔会信用部为主体的台湾农业金融体系的历史渊源,分析信用部内部治理结构的潜在问题。解读以《农业金融法》为新框架的具体制度安排,并对其运行绩效作了初步探讨。通过对台湾农业金融体系变迁的研究,可以为当前中国内地的农村金融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明清以至民国时期海洋民间组织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启示——以海洋渔业生产互助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以至民国时期,既是中国国内海洋经济与海洋社会形成、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外海洋社会经济大碰撞的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国家海洋政策的不断变化,传统海洋管理形式出现较大调整,海洋民间组织作为海洋管理的新生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陆续出现"渔民帮会"、"渔民公所"、"渔团"、"渔会"等多种组织形态,并在海洋渔业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其自身所具有的封闭性和排外性特点以及来自政府权威的压力和干涉,又极大地限制了这种作用的发挥。

发展渔业金融的国际通行做法及经验借鉴

文章首先从政府、商业性金融和民间部门三个角度分析了发展渔业金融的通行做法,然后以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例探讨发展渔业金融的经验,最后给出我国发展渔业金融的启示。

借鉴台湾经验 推进大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改革

大陆与台湾具有相同的历史和文化,相似的农业形态,也都经历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回顾和梳理台湾农业金融体系改革的历程,总结出台湾在构建独具特色的农村金融体系过程中宝贵经验,基于此,本文从明确目标、加强立法、组织创新、合并监管、政策扶持五个方面提出了我国大陆推进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路径选择。

台湾小农经济下农民组织之角色任务

台湾长期以来处于小农经济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农民组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台湾重要的农民组织有“农会”、“水利会”、农业合作社、“渔会”及农民产销班等。台湾农民组织之角色任务有 :上、下游农企业之经营 ;为农民与企业双方服务 ;为农民与有关方面沟通之桥梁 ;

台湾农会与政治

台湾农会作为台湾农民的一个自治组织,它的主要功能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改善农民生活状况为目的,并不涉及政治面的问题,但是在实际中台湾的农会除了在促进台湾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外,在台湾政治生活中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尤其在台湾地方政治中,农会更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台湾各项公职、民代选举中,农会成为政党与地方派系候选人积极争取的对象;而在农会内部本身的干部、职员的选举中。

台湾输大陆养殖水产品安全风险需关注

目前台湾的食品出口管理以及台湾水产品的产业管理与大陆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其中主产于台湾南部的石斑鱼、午仔鱼、虱目鱼、甲鱼等台湾主力养殖水产品的差异尤为显著。为此,及时跟踪可能的风险,适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对于在有效保障质量安全的同时,主动、灵活地调整对台农产品贸易措施,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