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渔民退捕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渔民退捕是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举措。短期内,中央政府应为退捕补偿主体,地方政府为辅,持证渔民为补偿客体;长期来看,应按退捕区域事权财权,明确中央、省、市(县)的补偿主体责任,还应拓展补偿客体,考虑区域间补偿标准的差异化,兼顾补偿的公平与效率。长江退捕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主体机制外,还应从组织领导、法治制度、政策支持和资金管理等方面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长江流域渔民退捕补偿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2017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在此背景下退捕后的补偿问题关系到渔民的切身利益,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充分掌握渔民补偿意愿以及如何合理采用补偿方式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通过对四川,湖南两省实地调研,利用多元无序Logistics方法对渔民退捕补偿影响因素模型进行回归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捕捞收入及家庭人口与渔民选择补偿方式密切相关,政府部门应充分考虑补偿客体间的差异性,兼顾到补偿的公平与效率,制定不同的补偿政策,解决渔民退捕上岸的生计问题。

长江流域生态退捕渔民生计脆弱性评价及生计风险预测

渔民作为长江十年禁渔的参与主体,其后续生计发展将直接决定此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成效。在重构非自愿生态移民生计脆弱性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结合长江流域重点禁渔水域典型退捕渔民的抽样数据,测度渔民生计脆弱性指数(LVI)并找出影响后续生计恢复的主要障碍因子,最后跨领域的引入支持向量回归(SVR)预测模型动态分析了不同区域渔户生计脆弱性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渔民弃船上岸后呈现出生计脆弱性的比例较高,但不同类型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内湖保护区最高,干流非保护区次之而干流保护区最低;(2)敏感性维度在诱发渔民生计脆弱性上起着主导作用,即个体禀赋比安置区条件更为重要,特别是成员年龄大但无基本社保兜底,受教育程度低且“双转”难的渔民家庭更易陷入生计困境;(3)自然和金融资本是推动渔民生计恢复的主要生计资本,而阻碍渔民生计脆弱性降低的共性因子主要有上岸后的收支失衡,社会支持不足及过分依赖原有生计方式等,同时各区域在脆弱性各维度上还有特殊的障碍因子;(4)推动安置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转产增收后,并不一定能确保缓解未来五年中的渔户生计脆弱性程度,上岸后完成社会融入并有效降低生产生活成本也至关重要,而干流保护区则还需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否则后续将面临极高的返贫风险;(5)长江临近区域的同类渔民生计脆弱性现状、面临的生计风险、后续生计恢复的进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规律性,生计监测和帮扶政策可进行协同统筹。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长江流域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以歙县九砂村为例

为动态探究长江流域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过程,以及重构过程中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文章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以歙县九砂村为案例地,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讨论了可持续生计重构过程、模式及机制。研究发现,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以政府为关键行动者,涉及村委会、退捕渔民、市场主体等人类行动者和房屋、土地、乡土环境、人文风俗等非人类行动者,共同缔结成具有互动关系的行动者网络。政府主导、市场配置、村集体参与、退捕渔民为主体是一种典型的产业融合型可持续生计重构模式。在该模式下,退捕渔民生计资本、基层自治能力、政府政策、社会力量共同推动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

丹江口库区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问题探究

长江禁捕后大量渔民上岸,面临生计挑战与返贫危机,妥善解决其生计安置、社会保障与转产转业等问题迫在眉睫。本文以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库区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问题为研究对象,基于案例分析与实地走访发现,退捕渔民个人素质水平偏低、技能单一、年龄偏大等是其在上岸后生活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从中剖析原因,从转产转业、个人综合素质提升以及政策保障等方面提出促进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的具体对策建议。

退捕渔民生计转型的现状及提升路径

在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背景下,退捕渔民维持基本生计存在一定困难。促进退捕渔民生计转型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增强渔民幸福感的需要。针对退捕渔民生计转型政策精准度有待提高、生计转型渠道有待拓宽、渔民观念有待转变等现状,应当着力从提高退捕渔民生计转型帮扶深度、广度、温度等方面帮助退捕渔民进行生计转型。引导渔民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多措并举推进渔民生计转型“造血式”发展,筑牢渔民生计转型政策基础,对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苏州市吴江区“长江禁渔”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为期十年的长江禁捕对保护河湖生态环境、恢复渔业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妥善做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既是落实长江“十年禁渔”任务的重点和难点,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为深入了解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情况,推动禁捕退捕长效管理制度落细、落实,通过调查走访,全面了解了吴江区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的落实情况及主要做法与成效,并针对安置保障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在巩固安置保障工作成果、落实就业帮扶长效机制、推动湖泊水面科学回捕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

长江退捕渔民劳动力就地转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22年“十省百县千户”退捕渔民跟踪调研数据,以转移方式为因变量,个体与家庭情况、劳动力转移资本、客观条件、主观因素为自变量,对影响渔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年龄、当地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因素对就地转移具有正向影响,而每周工作时间、渔村到县城中心距离、上一年家庭年净收入、捕捞经验对渔民劳动力就地转移具有负向影响。对此提出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完善就业补贴、发展当地特色产业等政策建议,促使渔民劳动力合理有效地实现就地转移。

长江退捕渔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测度——以湖北省9个地区为例

退捕渔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简称“城乡居保”)的保障水平是否适度是衡量制度设计优劣的重要标准,也是长江退捕渔民能否真正“稳得住”的关键一步。文章以湖北省退捕渔民为研究对象,利用扩展性消费模型(ELES)构建农村居民城乡居保的合意替代率下限模型;随之测算农村居民城乡居保的合意替代率下限与退捕渔民城乡居保的实际替代率,并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退捕渔民城乡居保养老金实际替代率偏低,未达到适度水平。为保障退捕渔民日常生活需要以及生活水平不受影响,提高其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具有必要性。结合湖北省退捕渔民城乡居保实施状况,笔者建议应科学设计退捕渔民养老保险,适度提高保障水平;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完善参保激励机制,促进退捕渔民长缴多缴等。

人力资本视角下退捕渔民再就业影响因素研究

面对渔业资源枯竭、渔业劳动力过密化的桎梏,我国政府采取减船转产政策对渔民群体进行规划性规制,以突破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困境。人数多、年龄结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等情况使退捕渔民在转产转业过程中,面临失去基本经济来源、缺乏求职竞争力、自主求职碰壁等现实问题。目前,我国渔民退捕后的转产转业问题集中在安置保障和可持续生计方面,针对渔民退捕后自身就业能力提升涉及较少。从人力资本视角对我国退捕渔民群体再就业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从激发退捕渔民再就业技能提升的意愿、加快教育培训与开发进程、建立“培训-就业-监测”一体化平台、完善技能提升政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严防退捕渔民返捕致贫,为走好共同富裕之路接续奋斗。

十年禁渔背景下退捕渔民生计保障的政策文本分析——以长江流域8省41份省市级政策文件为例

以长江流域41份省市级退捕渔民生计保障政策文件为分析对象,采用政策文本分析法,运用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进行开放式、主轴式和选择性编码,并据此归纳总结出退捕渔民生计保障所集中的四大层面——利益补偿、安置保障、生计补助、创业就业帮扶。将长江流域各省份与核心范畴进行矩阵交叉分析得出长江流域不同河段生计保障举措的差异性,结果显示长江中游、下游的平均参考点数最多,下游河段的补偿政策优于长江中上游。为保障退捕渔民的可持续生计,各地政府还应加大培养渔民“造血”能力、注重各地域补偿政策的公平性,持续跟进退捕渔民的就业生活状况。

退捕渔民生计适应性评价分析框架与实证

退捕渔民生计适应性研究对解决捕捞渔民上岸后生计难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渔业管理政策的不断完善,捕捞渔民退捕上岸成为渔民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本文基于DFID①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退捕渔民生计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以舟山市退捕渔民群体为实证案例,构建生计适应性评价模型,基于因子分析方法,评价舟山市退捕渔民生计适应性整体水平,提出提高退捕渔民生计适应性的对策建议。

社会支持视角下退捕渔民社会融入水平与影响因素分析

渔民退捕后充分融入社会是巩固长江流域禁渔阶段性成果,保障渔民顺利转产转业的坚实基础。论文从社会支持视角出发,以社会融入理论为支撑,构建了退捕渔民社会融入框架并测算各维度指标值和综合融入水平,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退捕渔民社会融入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退捕渔民的社会融入总体状况较好,在心理认同上对退捕上岸后的转变表现出较高的接纳程度;不同生计类型和不同捕鱼区域的退捕渔民社会融入水平存在差异;退捕渔民社会融入水平受到众多因素影响,其中,社会资本的社会参与、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能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渔民对退捕政策的总体满意度和政策公平性感知等对其社会融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退捕渔民生计转型的内生动力与影响因素——基于洞庭湖区的实地调研

为了激发退捕渔民生计转型的内生动力,推动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笔者以洞庭湖区渔民为研究对象,基于内生动力的内涵与理论基础,剖析退捕渔民内生动力的现实表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退捕渔民内生动力存在认知上对政策了解不够、思想上“等靠要”想法明显、行为上就业层次不高、结果上家庭收入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动力不足的内在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匮乏、职业技能单一、生活节奏加快、心理障碍困扰,外部因素有就业岗位不足、配套保障不够、帮扶方式影响。基于此,笔者从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加强深度帮扶、拓展生计方式和完善服务保障四方面提出了内生动力的激发路径。

长江十年禁渔背景下退捕渔民问题研究述评

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十年禁渔政策影响下,聚焦于长江流域的退捕渔民问题重新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议题,相关研究主要围绕退捕渔民的生态补偿问题、生计重构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渔文化传承问题等维度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当前研究总体上仍存在着研究视域狭窄化、研究方法单一化、研究内容同质化等问题。未来应进一步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强化学理阐释,从多维度论证退捕渔民安置保障的意义、聚焦长江流域渔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研究、透视长江流域渔文化的创造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等多方面增强退捕渔民问题研究的学理性,推动退捕渔民问题研究走深走实。

长江退捕渔民转业安置满意度与问题研究——基于南京市退捕渔民转业安置情况的调查

长江是我国淡水渔业资源宝库,但由于过度捕捞,其鱼类资源持续衰退,水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恢复长江渔业资源,保护生态环境,2020年1月国家农业农村部开始实施为期十年的长江禁渔计划,流域内二十余万渔民受影响退捕上岸。本文对长江南京段转业安置渔民村的182户渔民生活现状和可持续生计进行了实地考察与问卷调查,了解退捕措施细节和生活现状。通过Logit模型分析影响渔民满意度的因素,总结目前退捕渔民的再就业、收入、社保等情况,并在经济补偿一定的情况下,从具体的政策实施、社区建设、文化宣传等角度提出建议,以期提高渔民对转业安置生活的满意度,激发渔民对禁渔计划的支持,使长江禁渔工作妥善有序进行。

洞庭湖区退捕渔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与政策建议

确保禁渔退捕后渔民生计的顺利转型,是保障洞庭湖区禁渔工作实施、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前提。可持续生计框架为退捕渔民的生计转型提供了重要思路。本研究基于洞庭湖区实地调研,从内外部因素分析渔民生计的脆弱性环境,从人力、自然、物质、社会、金融和心理6个方面构建生计资本体系,分析渔民的多样化生计策略,重构渔民可持续生计框架,并从改善渔民生计资本、完善政策落实机制、改善渔民生计策略、提升渔民抗风险能力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长江退捕渔民生计重构:模式、效应及建议

[目的/意义]长江十年禁渔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全局计、为子孙谋做出的重大决策,是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系统工程,是渔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行先试,其中渔民生计重构是“退下来”后“稳得住、能致富、见成效”关键和前提。[方法/过程]研究在廓清退捕渔民生计重构的内涵基础上,结合调查的典型案例考察长江退捕渔民生计重构的模式,并进一步评估分析生计重构的效应及其提升的障碍因素,最后提出更有效推进渔民生计重构的对策建议。[结论/结果](1)渔民生计重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是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的全面考察,后者聚焦于生计路径和转产就业,至少包含替代性、适宜性、可持续性等三重含义。(2)渔民生计重构模式可归为政府主导型、渔民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等3类,政府主导型的替代性较高,而适宜性、可持续性相对不足;渔民主导型的替代性、可持续性较高,但适宜性需提升;企业主导型的替代性、适宜性、稳定性均较高,但实践较少。(3)渔民生计重构效应仍需提升,这既有内部也有外部的因素,前者体现于渔民生计资本低的客观约束和再就业意愿不高、政策博弈心理的主观原因,后者主要包括生计供给精准性不高、财政支持有限、自然资源稀缺、社会参与度低等。针对退捕渔民生计重构面临的困境,未来应从协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短期和长期、公平与效率、保护与科学开发等4组关系为切入点,提升退捕渔民生计重构替代性、适宜性和可持续性。

长江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安置的问题研究——基于汉寿县与沅江市的实地调研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长江流域渔民自2020年起逐步退出捕捞,为了解渔民退捕后的就业安置问题,对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以及益阳沅江市的渔村进行调研,摸清现阶段当地退捕渔民的基本情况、对政策的态度以及生产生活现状,系统梳理了渔民转产转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分析原因,最后从政府加强重视、健全渔民社会保障以及提供专项资金支持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保障渔民的就业安置,扎实有序地推进长江禁捕各项工作。

就业政策、非正式规范对退捕渔民替代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湖南、安徽退捕渔民的调查

本文利用湖南和安徽两省9镇15村269户退捕渔民的入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估计就业政策和非正式规范对退捕渔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就业政策还是非正式规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退捕渔民替代生计策略选择。就业政策使退捕渔民选择农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提高了10.4%;非正式规范使退捕渔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提高了18.8%,并对退捕渔民选择农业主导型生计和补贴依赖型生计起负向影响作用。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建议政府部门加强对就业政策有效落地的监督管理,与此同时协调好非正式规范与就业政策在就业中的关系,依靠非正式规范构建更加完善的信息交流网络,形成与就业政策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