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渔民退捕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渔民退捕是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举措。短期内,中央政府应为退捕补偿主体,地方政府为辅,持证渔民为补偿客体;长期来看,应按退捕区域事权财权,明确中央、省、市(县)的补偿主体责任,还应拓展补偿客体,考虑区域间补偿标准的差异化,兼顾补偿的公平与效率。长江退捕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主体机制外,还应从组织领导、法治制度、政策支持和资金管理等方面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长江流域渔民退捕补偿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2017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在此背景下退捕后的补偿问题关系到渔民的切身利益,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充分掌握渔民补偿意愿以及如何合理采用补偿方式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通过对四川,湖南两省实地调研,利用多元无序Logistics方法对渔民退捕补偿影响因素模型进行回归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捕捞收入及家庭人口与渔民选择补偿方式密切相关,政府部门应充分考虑补偿客体间的差异性,兼顾到补偿的公平与效率,制定不同的补偿政策,解决渔民退捕上岸的生计问题。

长江流域生态退捕渔民生计脆弱性评价及生计风险预测

渔民作为长江十年禁渔的参与主体,其后续生计发展将直接决定此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成效。在重构非自愿生态移民生计脆弱性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结合长江流域重点禁渔水域典型退捕渔民的抽样数据,测度渔民生计脆弱性指数(LVI)并找出影响后续生计恢复的主要障碍因子,最后跨领域的引入支持向量回归(SVR)预测模型动态分析了不同区域渔户生计脆弱性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渔民弃船上岸后呈现出生计脆弱性的比例较高,但不同类型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内湖保护区最高,干流非保护区次之而干流保护区最低;(2)敏感性维度在诱发渔民生计脆弱性上起着主导作用,即个体禀赋比安置区条件更为重要,特别是成员年龄大但无基本社保兜底,受教育程度低且“双转”难的渔民家庭更易陷入生计困境;(3)自然和金融资本是推动渔民生计恢复的主要生计资本,而阻碍渔民生计脆弱性降低的共性因子主要有上岸后的收支失衡,社会支持不足及过分依赖原有生计方式等,同时各区域在脆弱性各维度上还有特殊的障碍因子;(4)推动安置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转产增收后,并不一定能确保缓解未来五年中的渔户生计脆弱性程度,上岸后完成社会融入并有效降低生产生活成本也至关重要,而干流保护区则还需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否则后续将面临极高的返贫风险;(5)长江临近区域的同类渔民生计脆弱性现状、面临的生计风险、后续生计恢复的进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规律性,生计监测和帮扶政策可进行协同统筹。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长江流域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以歙县九砂村为例

为动态探究长江流域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过程,以及重构过程中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文章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以歙县九砂村为案例地,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讨论了可持续生计重构过程、模式及机制。研究发现,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以政府为关键行动者,涉及村委会、退捕渔民、市场主体等人类行动者和房屋、土地、乡土环境、人文风俗等非人类行动者,共同缔结成具有互动关系的行动者网络。政府主导、市场配置、村集体参与、退捕渔民为主体是一种典型的产业融合型可持续生计重构模式。在该模式下,退捕渔民生计资本、基层自治能力、政府政策、社会力量共同推动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

丹江口库区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问题探究

长江禁捕后大量渔民上岸,面临生计挑战与返贫危机,妥善解决其生计安置、社会保障与转产转业等问题迫在眉睫。本文以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库区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问题为研究对象,基于案例分析与实地走访发现,退捕渔民个人素质水平偏低、技能单一、年龄偏大等是其在上岸后生活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从中剖析原因,从转产转业、个人综合素质提升以及政策保障等方面提出促进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的具体对策建议。

退捕渔民生计转型的现状及提升路径

在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背景下,退捕渔民维持基本生计存在一定困难。促进退捕渔民生计转型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增强渔民幸福感的需要。针对退捕渔民生计转型政策精准度有待提高、生计转型渠道有待拓宽、渔民观念有待转变等现状,应当着力从提高退捕渔民生计转型帮扶深度、广度、温度等方面帮助退捕渔民进行生计转型。引导渔民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多措并举推进渔民生计转型“造血式”发展,筑牢渔民生计转型政策基础,对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苏州市吴江区“长江禁渔”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为期十年的长江禁捕对保护河湖生态环境、恢复渔业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妥善做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既是落实长江“十年禁渔”任务的重点和难点,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为深入了解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情况,推动禁捕退捕长效管理制度落细、落实,通过调查走访,全面了解了吴江区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的落实情况及主要做法与成效,并针对安置保障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在巩固安置保障工作成果、落实就业帮扶长效机制、推动湖泊水面科学回捕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

长江退捕渔民劳动力就地转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22年“十省百县千户”退捕渔民跟踪调研数据,以转移方式为因变量,个体与家庭情况、劳动力转移资本、客观条件、主观因素为自变量,对影响渔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年龄、当地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因素对就地转移具有正向影响,而每周工作时间、渔村到县城中心距离、上一年家庭年净收入、捕捞经验对渔民劳动力就地转移具有负向影响。对此提出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完善就业补贴、发展当地特色产业等政策建议,促使渔民劳动力合理有效地实现就地转移。

长江退捕渔民生计重构:模式、效应及建议

[目的/意义]长江十年禁渔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全局计、为子孙谋做出的重大决策,是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系统工程,是渔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行先试,其中渔民生计重构是“退下来”后“稳得住、能致富、见成效”关键和前提。[方法/过程]研究在廓清退捕渔民生计重构的内涵基础上,结合调查的典型案例考察长江退捕渔民生计重构的模式,并进一步评估分析生计重构的效应及其提升的障碍因素,最后提出更有效推进渔民生计重构的对策建议。[结论/结果](1)渔民生计重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是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的全面考察,后者聚焦于生计路径和转产就业,至少包含替代性、适宜性、可持续性等三重含义。(2)渔民生计重构模式可归为政府主导型、渔民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等3类,政府主导型的替代性较高,而适宜性、可持续性相对不足;渔民主导型的替代性、可持续性较高,但适宜性需提升;企业主导型的替代性、适宜性、稳定性均较高,但实践较少。(3)渔民生计重构效应仍需提升,这既有内部也有外部的因素,前者体现于渔民生计资本低的客观约束和再就业意愿不高、政策博弈心理的主观原因,后者主要包括生计供给精准性不高、财政支持有限、自然资源稀缺、社会参与度低等。针对退捕渔民生计重构面临的困境,未来应从协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短期和长期、公平与效率、保护与科学开发等4组关系为切入点,提升退捕渔民生计重构替代性、适宜性和可持续性。

就业政策、非正式规范对退捕渔民替代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湖南、安徽退捕渔民的调查

本文利用湖南和安徽两省9镇15村269户退捕渔民的入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估计就业政策和非正式规范对退捕渔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就业政策还是非正式规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退捕渔民替代生计策略选择。就业政策使退捕渔民选择农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提高了10.4%;非正式规范使退捕渔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提高了18.8%,并对退捕渔民选择农业主导型生计和补贴依赖型生计起负向影响作用。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建议政府部门加强对就业政策有效落地的监督管理,与此同时协调好非正式规范与就业政策在就业中的关系,依靠非正式规范构建更加完善的信息交流网络,形成与就业政策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互动机制。

长江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安置的问题研究——基于汉寿县与沅江市的实地调研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长江流域渔民自2020年起逐步退出捕捞,为了解渔民退捕后的就业安置问题,对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以及益阳沅江市的渔村进行调研,摸清现阶段当地退捕渔民的基本情况、对政策的态度以及生产生活现状,系统梳理了渔民转产转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分析原因,最后从政府加强重视、健全渔民社会保障以及提供专项资金支持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保障渔民的就业安置,扎实有序地推进长江禁捕各项工作。

长江退捕渔民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层面研究——基于湘、皖渔民的有序Logit-ISM模型分析

文章基于湖南、安徽269户长江退捕渔民家庭入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有序Logit模型、ISM模型研究影响退捕渔民政策满意程度的因素,以及各因素的作用层次和关联机理。结果表明:对禁捕政策信息及转产安置信息是否传达到位感知、对退捕前后家庭收入的变化感知、社保因素、激励因素、渔村风气变化感知、亲戚朋友所能提供的帮助感知、共情归属等均显著正向影响渔民的满意程度。由此,传达关键信息到位、提升渔民参与度、拓展渔民收入渠道、严格执行明确且合理的渔船拆解补偿资金标准、保护渔村原有风气等能更好推动渔民接受并支持"十年禁渔"制度并积极应对。

长江禁捕背景下退捕渔民就业机制研究——基于制度嵌入性视角

本文基于对湖南、安徽两省退捕渔民的深入访谈和269份调查数据,将退捕渔民实际就业情况嵌入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约束中。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制度嵌入对退捕渔民实际就业情况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1)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嵌入都会对渔民就业产生影响,且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更为显著,其中社会支持为关键影响因素;(2)学习能力和感知机会对渔民就业有重要影响,并且在制度嵌入与实际就业之间起到中介的作用。因此,应加强渔民就业环境的制度建设,合理协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的关系。在正式制度嵌入下,建议开展高效的技能培训,对有创业意愿的渔民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建立健全渔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在非正式制度嵌入下,建议构建以渔民为主体的非正式组织,集中能人力量构筑渔村社会网络平台,实现就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长江退捕渔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测度——以湖北省9个地区为例

退捕渔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简称“城乡居保”)的保障水平是否适度是衡量制度设计优劣的重要标准,也是长江退捕渔民能否真正“稳得住”的关键一步。文章以湖北省退捕渔民为研究对象,利用扩展性消费模型(ELES)构建农村居民城乡居保的合意替代率下限模型;随之测算农村居民城乡居保的合意替代率下限与退捕渔民城乡居保的实际替代率,并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退捕渔民城乡居保养老金实际替代率偏低,未达到适度水平。为保障退捕渔民日常生活需要以及生活水平不受影响,提高其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具有必要性。结合湖北省退捕渔民城乡居保实施状况,笔者建议应科学设计退捕渔民养老保险,适度提高保障水平;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完善参保激励机制,促进退捕渔民长缴多缴等。

长江流域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影响因素与路径

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对赤水河贵州段和长江流域洪湖段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生计资本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418、0.364、0.096、-0.08、0.465,其中,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大,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生计资本和生态补偿对可持续生计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299和0.520,生态补偿是影响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的主要因素。

长江退捕渔民养老保障政策逻辑与完善建议

抓好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和安置保障,不仅关系长江禁渔的稳定推进,而且还关系长江退捕渔民的生存发展、民生福祉。在维护长江退捕渔民社会保障权益中,通过提高退捕渔民养老保障水平来补偿其长江捕捞权,是长江禁捕后对退捕渔民实施的一项重要生计安置保障政策。长江沿江沿湖地区高度重视退捕渔民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采取了许多好的做法并取得显著成效,但仍有少部分地区存在退捕事实生计渔民参保覆盖面不够、参保补贴标准较低以及不同区域间补贴标准、补贴方式不同带来保障水平差异较大等问题。建议应以确保禁捕后退捕渔民长远生计有保障为目标,聚焦退捕渔民基本关切,加大养老保险宣传力度,扩大禁捕退捕事实生计渔民养老保障覆盖面;参照本地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适度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在财政允许条件下加大对退捕渔民的养老保障力度;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统筹平衡区域内退捕渔民养老保障政策受益程度,更好地发挥养老保障政策在持续推进长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中的重要作用。

长江十年禁捕背景下退捕渔民生计转型探讨--基于鄱阳湖流域重点区(县)调查

长江十年禁捕是保护长江母亲河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保障退捕渔民生计转型是长江禁捕下阶段工作的重中之重。退捕渔民在“双二元格局”制约下,面临着如何获得均等市场机会、转产就业职业能力不足、转产就业稳定性差、社会支持网络不强等问题。实现退捕渔民转产就业,亟需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持续巩固优化就业渠道、提升渔民“闯市场”能力、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构建保障机制。

退捕渔民利益补偿政策中政府失灵及其矫正——以长江大保护背景下洪湖自然保护区为例

洪湖自然保护区作为长江大保护背景下实现退捕的第一批自然保护区,有其实验性,是国家决心建立绿色发展的长江经济带重要"先行者"和"见证者",而退捕渔民的利益补偿问题是洪湖自然保护区全面退捕的核心问题。但对当地渔民利益补偿问题存在着政府失灵的现象,表现为决策失误、执行效率低、再分配不公以及权力监管缺位,需要从保障公民参与、运作渔民权利维护机制、再分配实现"兜底"和"帮扶"以及建立健全监督审查体制四个方面进行矫正。

长江流域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研究——基于嘉陵江广元段的调查

退捕渔民在长江流域禁捕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通过转产就业,构建新的生计能力,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工作是落实长江流域禁捕的重点、难点和热点,是渔民能否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关键。嘉陵江广元段位于嘉陵江上游,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在长江流域生态安全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文章通过对嘉陵江广元段退捕渔民转产就业的具体实践进行深入考察,从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提升技能水平、增强兜底服务保障、切实维护渔民利益等方面提出促进退捕渔民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人力资本视角下退捕渔民再就业影响因素研究

面对渔业资源枯竭、渔业劳动力过密化的桎梏,我国政府采取减船转产政策对渔民群体进行规划性规制,以突破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困境。人数多、年龄结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等情况使退捕渔民在转产转业过程中,面临失去基本经济来源、缺乏求职竞争力、自主求职碰壁等现实问题。目前,我国渔民退捕后的转产转业问题集中在安置保障和可持续生计方面,针对渔民退捕后自身就业能力提升涉及较少。从人力资本视角对我国退捕渔民群体再就业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从激发退捕渔民再就业技能提升的意愿、加快教育培训与开发进程、建立“培训-就业-监测”一体化平台、完善技能提升政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严防退捕渔民返捕致贫,为走好共同富裕之路接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