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渔课征纳制度变革与闽粤海界圈占

明代河泊所设立之后,维系甚为困难,各地渔疍户纷纷逃亡,课额空悬,明中期之后福建广东沿海渔课的征收方式和征收对象因时因地而异,地方官员务在补足课额,不能或不再拘泥于河泊所或由渔疍户来完纳。这种变化实为各色民人以办纳渔课之名自行于濒海之处划定海界大开方便之门,而在海界圈占过程中,势豪之家占有绝对优势,围绕濒海滩涂海界的圈占和争夺在广东、福建沿海地方层出不穷。

明清江南的河泊所与渔课杂税——以宁镇及扬州地区为例

本文对明清时期南京、镇江及扬州地区的渔业状况分地域做了较为细致的阐述。从河泊所的设置分布及其裁革变迁、渔业税贡的数额及其征缴变化等各个方面进行论析。这在一个侧面揭示了各个地域渔业的发展变迁状况。

清前中期广西桂江渔户诉讼、渔课裁革与水域社会秩序研究

16世纪以来,随着全国市场网络的形成,广西桂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至少在清前期,黄、周、廖等姓渔户逐渐垄断桂江捕鱼和水面权利,形成州县-蛋户首-渔民的层级结构。清中期,这一格局有所改变,雍正年间,地方官府承认刘姓拥有相应河道埠头的合法权利。嘉庆年间,桂江渔户对捕鱼界址的争夺又日益加剧,经过地方官府的调解,进一步明确了桂江流域诸姓渔户水面权利河道埠头的格局,也重塑了桂江水域社会秩序。本文的探讨,进一步推进了明清时期广西桂江流域河道管理与水域社会秩序的研究。

初论古诗词中“渔父”形象形成、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

通过纵向考察中国历朝统治者对渔业的管理、渔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及渔民的生存状况,同时结合"渔父"作为"隐者"这一文学形象的形成发展史,对文学形象的产生进行社会学观照,论述诗词中"渔父"形象形成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

渔籍登记与地域整合——以江西都昌三山太公的信仰为中心

明代中后期,河泊所制度才真正在鄱阳湖地区得到推行,这是原有渔户户头成为空额和官府失去户口控制之后,建立在既有的定居入籍、资源控制的社会架构之上重新摊派赋役的结果。登记在官府渔户册籍上的人群,则利用这套渔户课甲制度建构自身的社会秩序,彰显了这个地区渔课制度、神明信仰与资源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

清代太湖乡村的渔业与水域治理

太湖平原是传统中国重要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更是明清统治基本经济区的核心之一。由于水域广布,太湖地区的渔业民生松散难治,政府财政管理实态更形复杂。自明代以来,水乡地区的渔民生计与官府的控制方式一直变化不大,而渔船控制则日趋严密,在制度设计中号称已经取缔的渔课,实际在清代仍长期存在,也是清朝统治秩序在乡村的持续及渗透的反映。这些对于揭示清朝统治于地方渔业的控制策略与变化,及其间存在的民间利益诉求,甚至水域政治等问题,意义重要。

清初广东盐场社会研究——道光《新宁县志》“赵升传”释读

清初'三藩之乱',清廷对藩王在地方上的经济活动多所揭露。以广东为例,康熙20年(1682年)两广总督吴兴祚曾上奏疏,'言尚之信在广东横征苛敛,民受其害数十年。因举盐埠、渡税、税总店、渔课诸害,悉奏罢之'。[1]其举'盐埠'之害:'自藩下入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