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郡望观念与渤海大氏——渤海大氏三考

郡望观念作为中华传统文化 ,为汉唐以来历代封建王朝所尊崇。渤海爵号与国号的来源 ,是与李唐王朝遵循郡望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可以说 ,正是基于大祚荣为古东夷大氏族裔融入者 ,古大氏之郡望为古渤海郡地 ,李唐王朝尊崇其祖先大庭氏及其地望渤海郡 ,故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自是始去名号 。

渤海大氏考

文章认为渤海史研究的关键需要弄清渤海大氏的源流。大氏所领导的粟末集团所以被李唐王朝封为渤海郡王，进而封为渤海国王，就因为大氏为东夷族系，曾活动于山东东北部渤海沿岸，这一地区在汉代设渤海郡。李唐王朝遵循中华传统文化，追本溯源，尊崇大祚荣为首的大氏族团的“得姓之地”、氏族发祥地——即在汉所设之渤海郡之故地，故封以渤海国王。古有大人国，古史上东方大人国即渤海大氏的故国。大氏族团由山东半岛经海路到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北上，来到东北地区与东北古族肃慎—族团融合。渤海大氏集团以唐代文化为依归，同时受到室韦、契丹。

渤海大氏的来源和迁徙

粟末靺鞨的一支大氏建立了渤海王国、成为唐朝的藩属国,占有今东北三省大部分地区和今乌苏里江以东及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自公元698至926年,共传10世15王229年,后为契丹所灭。 一 渤海国的来源 黑龙江古代各族均来自中原地区,粟末靺鞨也不例外,系来自中原山东、河南一带。粟末即濊貊一语之转音,松花江叫速末水、涞沫水也即粟末之另一译音,可见粟末靺鞨本源于濊貊族。

渤海大氏王室族属新证——从考古材料出发的考察

田野考古学的兴起,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途径和方法,对解决历史上的疑难和检验史学争论是非,常常可起重大作用。因此,当我们研究渤海史时,亦不应忽视考古的重要性。关于渤海王室大氏的族属所出问题,众所周知。

契丹大字“彌里吉”與渤海國

過去學者已經在契丹小字中發現了一組與渤海國相關的單詞“迷里吉(彌里吉)”,但對於該詞的含義用法出現一些争議。這些争議可能會影響我們對一些歷史問題的分析和理解。筆者嘗試理清相關争議,同時考證出契丹大字中“迷里吉(彌里吉)”對應的寫法,並在此基礎上對相關歷史問題進行重新梳理,借此爲學界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柳得恭与《渤海考》

朝鲜古代文史学家柳得恭所撰《渤海考》曾在渤海史研究的某些方面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是,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似有偏颇,值得商榷。以史实为依据,客观地评价历史过程乃是渤海史研究中的首要准则。为此,本文首先扼要地介绍柳得恭其人,并在此基础上对他所撰辑的《渤海考》作以分析,以期同仁赐教。柳得恭,字惠风、惠甫,号冷斋、冷庵,堂号古芸斋(堂)。1749年,生于朝鲜儒州(文化),是时为我国清朝乾隆十四年,朝鲜李朝英祖二十五年。其父(王运),进士及第,使柳得恭自幼就有良好的家学濡染,人称其“博学工诗,娴子掌故”①,或“好古,工文词”②,终于也进士及第。柳得恭的老师,是赫赫有名的北学派大师朴趾源,他的实学思想主张,对柳得恭影响很深,使其也成为实学派重要人物。因此柳得恭被誉为“东国文风”,“汉文新派四大家”之一,他是李朝后期北学派的主要代表者。柳得恭具有较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也是实学家们的共同特点。著有《冷斋集》。

渤海遗民大延琳的反辽斗争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向渤海国进兵,攻下首都忽汗城,“俘其王大諲譔”,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二百二十九年的海东盛国灭亡了。辽太祖委派长子人皇王耶律倍主管渤海故地军政事务,改其国曰东丹国,加封耶律倍为东丹王。故都忽汗城易名天福城,另设中台省,隶属辽廷直接管辖。辽太祖灭亡渤海国之后,就将大諲譔送往上京临潢府,“筑城居住之”,并用自己同妻子所乘两匹马的名字,称呼諲譔夫妇,“赐諲譔名曰乌鲁古,妻曰阿里只”,以示惩罚。东丹国立国数月后,辽太祖病故,被灭亡了的渤海大氏皇族,以及那些“右姓曰高、张、杨、窦、乌、李”等贵族,便萌发了反辽复国的念头,对契丹王朝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渤海城镇浅议

渤海城镇的兴起及其特点是渤海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下面根据有关渤海历史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谈一谈我的粗浅看法。一渤海城镇的兴起是靺鞨人的先世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据考古资料说明,从远古时期开始,渤海这一地区就有人在这里生息。

浅析渤海王族大氏的族源

粟末靺鞨源于肃慎——挹娄——勿吉这一族系,渤海王族大氏出自于粟末靺鞨,粟末靺鞨曾经依附过高丽,所以有的史书称其为高丽别种,粟末靺鞨受高丽的影响很大,但二者也有着根本区别。《旧唐书》分列《靺鞨传》与《渤海靺鞨传》,《新唐书》分列《黑水靺鞨传》与《渤海传》,更说明渤海王族大氏源于粟末靺鞨。渤海民族则是由靺鞨人、高丽人、汉人,还有其它的一些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

满洲族思想文化源流考

满洲族思想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体系。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对本民族先世和祖辈创造的思想文化成果认同、继承和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其他先世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进行吸收、改造和发展的结果。前者是本源和主流，后者则是文化发展的外部动’力和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