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差异化分析——以温岭恳谈会和21世纪城镇会议为例

中美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在协商民主的主体、内容和程序上都存在一定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是两国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差异和社会发展处在不同阶段,以及基层协商民主的传统不同等。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既要坚持现有做法,加强建设的针对性,也要借鉴美国等国家比较成熟的基层协商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之路。

温岭＂民主恳谈＂析

首创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是中国本土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其生长机理可以用“多方回应互动型制度变迁假说”来分析：它是在民众民主需求提升、国家积极推动、基层政府不断创新、学者及媒体热切关注等多方面因素下生成发展的。

温岭恳谈——基层协商民主的载体

20世纪末,温岭市开始以民主恳谈这种形式探索如何在新时期市场经济社会下扩大基层民主。从初期阶段的对话恳谈到其后的参与决策恳谈,再到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经过20年坚持不懈地探索,民主恳谈已基本形成由多种形态协商组成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民主恳谈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保证人民群众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主恳谈已成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一种典型形式。

恳谈协商与群众工作方法创新:党群关系视野中的温岭民主恳谈会

发展中国基层协商民主,需要认识和把握中国本土的具体情境。当前,学界对中国基层民主协商案例的分析大多从西方理论出发,忽视了对中国本土情境因素的挖掘,其结论必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也是不全面的。重新认识中国已有的基层民主协商案例,需要考察本土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从政党建设角度看,中国基层民主协商实践为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创新带来了新的启示和路径。

温岭民主恳谈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实践路径

温岭民主恳谈自诞生至今,已有十二个年头。民主恳谈的具体做法和相关制度日趋完善,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及时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使之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时机已基本成熟。温岭民主恳谈"三化"建设包括制度化建设、规范化建设和程序化建设,其实践路径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三化"建设必须坚持以协商民主等价值内涵为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以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基本内容,最后,在加强"三化"建设的同时注重培养真正的公民。

全媒体时代基层民主协商的传播创新与经验启示——以浙江省温岭市为例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全媒体时代,温岭民主恳谈制度在地方政治家的推动下实现了传播创新,找到了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更加广泛了解民意集聚民智,更加深入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深化了民主恳谈这一颇具地方特色的协商民主模式。温岭的创新实践表明,互联网治理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直接的同构性,新媒体提供了新资源和新契机,传播创新使民主恳谈的协商功能进一步深化,社会整合效果明显。在全媒体时代,正向传播效应需要协同推进,执政党要架构新机制,协同推进基层民主协商的正向传播,助推社会有效整合。

协商民主的内在张力:基于中外实践案例的梳理

随着对公民决策的强调,协商民主以新的理念从事对传统民主理论的批判与重构,并根据一定的目的、程序与机制走向实践,但其本身的理论定位与适用范围受到若干质疑。从巴西参与式预算、中国"温岭恳谈"与加拿大公民会议三个经典案例发现,协商民主在协商的议题与公民能力、协商的成本与推广难度、协商的目的与不同制度等方面存在张力。根据问题本身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协商民主需要从流程设计、议题选择等方面进行调整,并结合不同国家的国情发挥内在功能。协商民主通过正视问题、克服张力,依然具有支撑其不断付诸实践的价值。

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案例的探析

制度变迁的轨迹和方向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本文以强调变迁过程中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来解释中国地方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现象。通过温岭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实践这一案例,展示了一个由地方党委政府推动的、旨在解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治理难题的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试图阐明制度变迁过程中有哪些关键制度要素在发挥作用,并由此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

参与式预算实践的成本得失分析

随着近年来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尝试越来越多,人们不禁开始思考参与式预算在我国的可行性,带来的好处和随之消耗的成本。通过对公民是否应该参与到公共预算中来,即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合理性,以温岭恳谈的实例来分析公民参与到公共预算中来的成本得失,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为中国参与式预算的实践和完善留出更大的空间。

我国参与式预算本土化的实践与思考

随着近年来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尝试越来越多，人们不禁开始思考参与式预算在我国的可行性。本文以温岭新河镇的恳谈模式为例分析我国参与式预算本土化的成功实践，进而引申到更广层面上来分析参与式预算在中国推行的主要限制因素，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为中国参与式预算的实践和完善留出更大的空间。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视域下的基层协商民主研究

基层协商民主研究应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架构视野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构建思路下,重点关注"什么是基层协商民主""基层协商民主应该在什么范围、以什么形式有序、有效和规范化发展"等基本问题。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在执政党和学界长期的理论思考中,逐步获得相应的理论定位。在当前,基层协商民主可以被定位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架构中社会协商的一个层级,以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协商层级。我国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经历了自在和自为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分别形成了温岭民主恳谈会模式和成都社会协商模式两种实践典型。基层协商民主的典型实践模式蕴含着共有的规律与经验。完善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应着重构建统一的基层协商民主工作机制、统一的基层社会全覆盖的基层协商民主平台、多层次系统化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以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为架构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浙江乡村治理创新的实践历程和重要启示——基于若干典型样本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70年,浙江乡村治理实践产生一系列典型的创新样本。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永嘉燎原社的"包产到户"、诸暨的"枫桥经验"和长兴长城公社狄家斗村大队的"联产到劳"实践都是在特殊情境下的"理性实验"。改革开放后,温岭民主恳谈、常山民情沟通日和德清乡贤议事会等实践为乡村治理嵌入协商元素,积累了基层民主协商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宁海36条村级权力清单、农村文化礼堂和桐乡"三治"合一的探索,标志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进一步升级,开拓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路径。其重要启示是强烈的问题意识是乡村治理创新的逻辑起点,理念超前的顶层设计是乡村治理创新的政治优势,基层党委和政府的主动担当是乡村治理创新的关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