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新儒家的《中庸》考释之辩——以钱穆、徐复观、唐君毅的相关争论为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钱穆、徐复观、唐君毅三人曾就《中庸》考释等相关问题有过激烈争论。钱穆、唐君毅都主张《中庸》晚出孟、荀之说,徐复观则坚持其成书早于孟、荀。徐复观、唐君毅二人都主张对《中庸》诠释以心学路向为宗,但徐复观又消解形而上学,突出心学践行特质,与唐君毅的思辨形上路径有所区隔。徐复观、唐君毅亦反对钱穆以道家思想汇通《中庸》的思路,并对其考证方法提出批评。争论虽未形成共识,却显现出港台新儒家群体内部在经典诠释上所同不胜其异的一面。

有关港台新儒家价值评判的几个问题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主要代表的港台新儒家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元素。对他们的价值评判应该考虑两个维度:一是理论维度,二是实践维度;应该考虑两个背景:一是横向的中国背景,二是纵向的儒学发展背景;应当运用比较方法探讨其内部的同异,从而把握他们共同的旨趣以及各自的独特性;还需要关注两个敏感问题:一是他们的政治倾向问题,二是他们的文化目标问题。

“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的交锋、交流与交会——儒学在当代社会的使命与展望

儒学在当代中国与世界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时代的推进,儒学也能够与时俱进,展开其现代性。近年大陆新儒家风起云涌,与港台新儒家呈现出不同的进路与理想,也因此在理论与现实上交锋与交流。所谓的交锋是理性的论辩,主要在自我定位、内圣外王与理想现实三个方面进行差异性的诘问与对话。但是,尽管有实践与进路的差异,并不妨碍双方作为儒家的本质,因此有实质上相互借鉴、学习与补充而产生交流的可能。在世界快速变迁、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势之下,儒学有其使命与责任,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可以在求同存异的脉络下,去开展不一样的儒学进路。唯有儒学内部先扬弃一元道统的思维,才能由普世价值转向普适价值的追求,在差异中交会,共同创造儒学现代化的契机。

港台新儒家哲学理论的反思与前瞻

港台新儒家当今的学术立场,以牟宗三为主,以儒家为本位,建立自超越的天道,下贯为人性的系统,为人人皆可成圣找到普遍的依据,并进一步借此批判缺乏实践意义的西方哲学、无法建立直贯创生的道德普遍性之道家与佛教,将中国文化与哲学的高度发展,归宗于儒家思想。以至有学者认为。

超越“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之争

一、少数人的'自我标榜'不是问题台湾因历史时代背景,在中华文化脉络中形成了自我的系统与特色;而在迈入新世纪与两岸、全球新局势的今天,如何从台湾走向大陆、走向世界,与大陆学界交流论道、相互学习与批评,将是未来中华文化与儒学发展的重要契机。

20世纪儒学的港台传播及其影响

20世纪儒学的港台传播,经历了从反抗殖民统治、诠释社会现实,到调适和适应民众心理、引领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转型的发展历程.早期台湾儒学的发展,主要来源于明郑时期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流派和清领时期以朱子学为核心的闽学.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了港台新儒家,即所谓“儒学第三期”.港台新儒家的兴起,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适应了港台地区现代化发展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20世纪儒学的港台传播,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下为中国文化开出一片新天地.

回归、跨越与开放——“现/当代新儒家”的普遍化意义及其多元化策略

过去一般学界习惯将＂当代新儒家＂视为＂港台心性儒家＂的专称,然而这样的提法有其时代背景与意义,在当前新世纪的发展脉络中,实有必要将＂当代新儒家＂的名号正常化与普遍化,而不该再使其特殊化为某一学派的专称。因为在当今多元价值开展的时代,＂港台心性儒家＂只可说是儒学的一种形态;尤其是在＂大陆新儒家＂兴起后,当代儒学的发展更可说是百花齐放。在面对当今西方与现代化的挑战下,我们有必要打破藩篱,回归＂当代新儒家＂的包容性,跨越两岸儒学圈的隔阂,以更开放的态度一同去开展儒学在当代的意义与价值。唯有使儒学如此多元并进地开展,跳脱过去一脉相传的道统思维,才能在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中,有更多的优势与契机去面对这样的挑战。

港台“新儒家”学术群体研究的再思考——以徐复观与牟宗三交往、办刊、论学之分歧为中心的考察

一般认为,以徐复观、牟宗三为代表的港台第二代新儒家学人,在对传统文化持有温情敬意的共同价值立场背后,呈现给外界的多是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直观印象。但通过徐、牟、唐之间往复函札的解读,可知徐、牟在《民主评论》办刊方式、刊物风格定位上存在不少歧见;在宋明理学的诠释理路、学术观点上,二人亦所同不胜其异。从“新儒家”群体学术脉络的形成出发,揭示徐、牟看似交往融洽的背后,潜藏着的思维方式、社会实践以及致思论学上的紧张与分歧,这对深化20世纪后半期港台新儒学史的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再思张君劢、钱穆之争:文明与宪制之辩

张君劢、钱穆两先生均为现代新儒学之重要人物,然其为学路径不同,故对中国传统政治之性质、对儒家义理转生现代政制之前景,持有大体相反的看法,而发生或隐或显之争论。张君劢认为,构建现代中国之良好政制之路是自移植西方民主,钱穆先生则以为可在儒家文明内部转生创发。由此,两人对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方案也持完全不同的看法:钱穆支持,而张君劢反对。此一分歧实贯穿19世纪末以来之现代儒学发展,今日则展开为港台儒学与大陆新兴政治儒学之争。

“国家学”与“道德的形上学”的“交互存在论奠基”——以牟宗三儒学为例

2015年的“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之争”值得关注.它的背景是“中国崛起”,目的是“代际接力”,目标是“建立儒家普世秩序”,关键则在如何理解“儒家国家学”.通过牟宗三儒学这块试金石,论争中的“国家学”与“道德的形上学”的“交互存在论奠基”问题逼显.大陆新儒家若能在学术上补足这方面的欠缺,则必定大有作为.

导言二:学派、问题与共同体——当代儒学基本问题刍议

根据会议安排,作为主题引言人,我倍感压力。新时期儒学的论域是广大的,面相是复杂的,议题是丰富的。现就目前学识所及,勉力为之,从以下几方面来阐述一些不太成熟的思考,作为引玉之砖,供与会师友讨论。一。

分殊与不易:儒学发展的几点共识

诸位儒学同道好不容易凑在一起开这个会,为的是就某些问题交流看法,就一些领域达成共识。易言之,要能为儒学的走向奠定一个基础,然后继续往前走。窃以为,以下几个方面应该成为共识:一是恻隐之心、仁之为本等。这不应该是作为一个理论假设,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对于这个问题,牟宗三先生回忆的那段关于'良知呈现'的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