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游侠诗中的游侠内涵新变与文人身份认知

中国古代游侠的内涵与游侠文学息息相关,且随之不断变化发展。到了盛唐,游侠诗在儒家思想与文人诗传统的持续改造下,所展现的游侠内涵产生了新的变化。他们虽不再单纯地以武力对抗统治,却将明恩怨、轻生死等特质继续发扬,并将报恩的对象固定为君王。同时,受强盛国力与尚武风气的影响,一些出身较高的少年将任侠视为取乐之资,另外一些女性也具有“侠”的特征。这种转变源于当时文人实现自身价值方式的变化,而游侠诗恰可展现文人不同的身份认知,即报国的英雄、耻于虚度的“儒”与“侠”与重义轻利的“烈士”。至此,游侠在内涵上得到最大突破,中国古代游侠诗的发展也到达顶峰。

《游侠杜甫》阅读札记

成都作家彭志强历时三年创作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游侠杜甫》最近很火,连续一周在当当新书热卖榜排名前十,此书是他的《秋风长啸:杜甫传》上部,长达三十六万字。

论唐代游侠

唐代因其独特的社会环境而多游侠,他们的侠义精神闪射着人格光辉,游侠生活又为文学作品提供了必要和充足的素材。

《史记》人格遗韵与魏晋南北朝游侠诗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展现的人格精神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加速了游侠诗在魏晋南北朝的崛起与繁荣。复仇、报国、市井是魏晋南北朝游侠诗的三大主题:复仇游侠诗通过对少年复仇和女性复仇的描写,重现了《史记》中游侠形象的人格光辉;报国游侠诗通过民族战争的洗礼,促成游侠由报恩到报国的思想转变;市井游侠诗在斗鸡走狗的生活中赋予游侠潇洒不拘的个性特征。

《史记·游侠列传》的叙事干预分析

《史记·游侠列传》是由司马迁所著的中国正史中第一篇为游侠所立的传记,本文以叙述者中的叙事干预为切入点,对《游侠列传》文本中叙事干预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探究司马迁为游侠群体立传的原因,以及是如何塑造游侠形象,以达到“成一家之言”的主要目的的。

侠之大者,荣其名,轻其利--司马迁为刺客、游侠立传原因探究

刺客、游侠称谓不同,但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都可以用一个侠字概括。强烈的个性和自我意识与“士为知己者死”的朴素信条是游侠精神的核心,这正是许多游侠悲剧的根源。在他们的心中,人生价值的实现就在于舍生取义,以其德、义留名于世。

曹植《白马篇》对魏晋南北朝游侠及游侠诗的导向作用

曹植《白马篇》历来被认为是诗人前期的作品,但这种说法没有提出有力证据。通过对曹植生活时期民族关系的考查,可认为赵幼文先生提出的创作于后期的看法是成立的。由于创作时间的特殊性,其主题也应理解为曹植悔过自新的诗化表现。这首诗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侠和游侠诗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

陆游侠义诗探微

陆游与侠和侠文化的关系应该作为对陆游诗全面研究的一部分,对陆游侠义诗的创作研究应是陆游诗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视角。结合陆游的个人从军经历以及宋代重文抑武的时代背景,陆游的侠义诗对宋代诗坛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陆游脱离历史环境的禁锢,重新为游侠诗注入灵魂。

游侠及游侠文学三论

游侠是历史的产物。游侠的理念显现出所产生时代的思想烙印,即其侠义行为以及报恩、复仇之举,均源自原始儒家、原始墨家学说。于是,游侠显现出儒的侠化,侠的墨化,儒家节操,墨家行为。侠风、侠骨伴随儒教对东汉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的潜移默化作用,从而夯实了后世绵延不绝的游侠文学发展的基础。曹植的游侠诗,既是咏怀诗的先声,也是边塞诗的先声。而咏怀诗又孕育着李白儒、仙、侠合一的诗作。文人之所以酷爱游侠,出自诗人对人格尊严的追求,以及憧憬与宣泄心态的外化。这一心态,一定程度地左右着作家的文学个性风格的形成。

汉代游侠文学形成考

先秦文学中零散模糊的游侠形象在汉代得到梳理,呈现系统化趋势。汉代率先将游侠引进文学叙事,在史传、小说、文人诗、歌谣等多个方面完善了游侠形象,让游侠群体在文学作品中逐步类型化,衍生为一种特殊符号。自此,游侠文学的基础初步奠定,为魏晋南北朝游侠诗的繁荣及唐宋传奇中豪侠小说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游侠、豪侠、官侠——中国古代文学侠特征的异变及原因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侠以《史记》中的游侠、唐传奇中的豪侠、清侠义公案小说中的官侠最具代表性。由于时代特点、文化背景、创作心理等方面的影响,侠客特征出现了异变:他们生存的环境从江湖转换到了庙堂;他们的追求由不求闻达到注重侠义建功;他们的精神内质从江湖意气转变为恋主情结。本文从创作主体、社会环境、民众心理三个方面剖析了侠特征出现异变的原因。

游侠文化背景下的魏晋游侠诗论

魏晋游侠诗的主题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一、诗人精神追求的符号和象征;二、抒写个人价值的媒介;三、传统游侠精神风貌的讴歌;四、借游侠行乐的贵族生活。这一丰富多彩的内容植根于传统游侠文化的同时也受到了魏晋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交融的影响。

建国以来《游侠列传》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学者围绕《游侠列传》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八十年代以前研究颇有政治化倾向,八十年代以后人们更多地从历史学、文献学的角度研究司马迁的游侠精神。

游侠儒墨化:《水浒传》对于侠文化的升华

《水浒传》集中表现了中国古代游侠群体的各种特质,高度赞扬了他们扶弱济困、言而有信的可贵品德,也以冷峻的笔墨客观地描述了其负面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社会无辜民众的伤害性。作者以此明确指出:侠文化和侠义精神是难以做到真正救民济世的,侠儒墨融合互补、以儒墨思想精神引领游侠,才是游侠世界的理想出路和理想境界。《水浒传》通过对梁山游侠群体儒墨化的描写,大大提升了梁山好汉的品格和地位,也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于古代侠文化的深刻思考与净化。

游侠诗源流初探

游侠诗是我国古代诗歌艺术中的一朵奇葩,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它滥觞于先秦,成形于魏晋,盛行于有唐,余音于清末,绵远不绝,铿锵于耳。文章在搜集整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全唐游侠诗的基础上,试就游侠诗的源头作初步探索,并就其发展和成熟做重点分析,以求了解和把握我国古代游侠诗的发展演变过程。

千秋文人侠客梦——论《白马篇》对《游侠列传》游侠精神的继承和改造

《游侠列传》开了史书描写游侠的先河,曹植的《白马篇》则是现知最早对游侠进行文学描写的文学作品。《白马篇》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游侠列传》的游侠精神进行了改造,并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千年侠音自兹强——略谈唐代游侠观念转变及其对唐代游侠诗歌创作的影响

自建安时期曹植将游侠题材引入诗歌创作领域,以游侠作为吟咏对象的诗歌创作开始成为各时代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时期都因其独特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而导致各时期游侠观念有所不同,投射在各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以唐代游侠观念转变入手,论述唐代游侠观念转变及其对唐代游侠题材诗歌创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游侠类诗歌人物形象的演变——以曹植、阮籍、左思、鲍照诗为例

史学游侠形象是由西汉司马迁塑造的,文学游侠形象最早出现在汉末魏初。汉末世积离乱,文人认识到生命的短暂,生命意识开始强烈起来。魏晋南北朝时局动荡,多家思想交融,文人们渴望利用有限的生命建立功业、实现自我价值,因此,他们视侠为情感的重要寄托。诗人笔下的侠也各具特色,游侠类诗歌人物形象逐渐丰满起来,游侠文化的繁荣深刻影响着后世传统文学。

关于中国早期历史上游侠身份的重新检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提倡的游侠来源于平民（或包括破落武士）的说法，大抵奠定了将游侠身份定位于游民、门客及武士的一般知识，虽然受到过各种质疑，但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对于游侠的认识。此说的误区在于将游侠与“私剑”混为一谈，而钱穆在四十年代、章培恒在九十年代都曾在对游侠与“私剑”作出判别的基础上重新界定游侠，惜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这种一般知识使得中国早期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游侠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明显地被低估。当然，将游侠与“私剑”混淆或将两者的特质杂糅在一起，有其更为复杂、深远的历史原因。

《史记·游侠列传》与《汉书·游侠传》之异辨——兼论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家主体意识

汉代的两位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对游侠的记述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二者的序不同,对游侠群体的划分不同,二者对游侠的评价有差异。在看待同一社会现象时,两位史学家有如此大的反差,主要原因除了和游侠自身兼有正义性和破坏性有关之外,还和史学家自身的主体意识不同有关,正是司马迁和班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伦理观不同造成了《史记》与《汉书》游侠传记思想和内容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