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游民阶层的科学论断及意义

游民是近代中国不容忽视的重要社会构成。如何正确看待游民这一特殊阶层,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理论难题。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揭示了游民的两面性特征,形成了对游民阶层的科学认识,并找到了改造游民分子、克服游民意识的成功途径。这一成就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

近代中国城市游民阶层的形成及其特征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剧，城市游民在质积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影响着当时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布局。

清代台湾的游民阶层

清代前期的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闽粤一带的流民大量涌入台湾,其中有不少游民。人数众多的游民阶层成为当时台湾社会结构的一个特点。游民阶层在社会中处于什么地位,他们对台湾的开发和社会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问题在台湾和日本的史学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本文试图对游民阶层作比较全面的考察,从游民的概念、来源、

开埠初期上海游民阶层研究

上海自1843年开埠之后,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开始由传统的封建性城市向“近代”城市过渡。在这一过渡的过程中,怎样控制和消纳因为城市经济发展而吸引来的以及因其他原因而纷至沓来的各色人群,这是清朝封建统治者所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

瞿秋白对游民问题的理论贡献

游民问题始终是近现代“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也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民主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正确认识游民阶层,充分发挥其革命性,防止其破坏性,如何认识和处理党内、根据地和革命军队内部存在的游民成份及其思想意识等一系列问题,“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瞿秋白正是这种杰出的思想代表之一。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前后几年时间里,瞿秋白在他写的不少文章中,率先作了许多正确的分析并提出了不少正确的论断,同时作为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指导党制定出了关于游民问题的基本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为形成和发展党关于游民问题的思想与策略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本文就此作些初步探讨。

划清游民与农民的界限——陈承镕问题续篇

拙作《论天京内讧中的关键人物陈承镕》,在《史学月刊》(本年第一期)上刊出以后,《光明日报·百家争鸣》作了摘要转载,有同行来信说:“陈承镕出身于贫苦农民,把他说成为内讧中的关键人物,客观上起了开脱地主分子韦昌辉罪责的作用。”本文拟对此略说几句。分析历史问题不能采取唯成份论的态度,这是毋须多加解释了的。即使讲出身成份,也应划清农民与游民的界限。

北京部分失业大学毕业生沦为城市新游民

这是一个在中国逐渐成型,但还没被社会关注到的群体。这个群体都是些失业或半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多数就蜗居在城市边缘郊区的农民房,或是城里生活属于低档次的"城中村"。

清代民间文艺的繁荣与秘密会党伦理价值取向

忠义思想是秘密会党伦理思想的核心,秘密会党忠义伦理思想的内容直接取材于清代繁荣的民间文艺作品。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意识,秘密会党的忠义思想明显地带有统治思想的烙印,而作为被压迫阶级的意识,秘密会党的伦理思想又包含有某些相异于统治思想的价值取向。秘密会党的忠义思想在其盟书誓词、入会仪式、诗词歌诀、隐语暗号及日常活动中均有充分的体现。但秘密会党的“忠”与“义”完全是以其小集团的是非恩怨为标准的,对会内成员要求行忠重义,对会外群众则可以为所欲为,既不忠,也无义。

论武侠的生存背景

中国武侠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远而复杂的背景：中华远祖勇武强悍的民族特质及由此生成的国民性的侠性心态，是武侠现象的生长点；小农经济社会是滋生武侠的温床，作为小农经济必然产物的社会游民是武侠的前身；以游民为主体的江湖社会的运行机制筛选出了游民中的精英部分———武侠。

从梁山好汉的立身行事说开去——也说梁山聚义的性质

梁山好汉的立身行事,是评价梁山聚义性质的重要依据。我们必须根据文本所描述的细节去考察,只有细节最真实,也最能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考诸梁山好汉的立身行事,他们劫富不济贫、仗义不问由、除恶不爱民、为己不顾人、救难不恤情、分财不等同,足见《水浒传》所反映的绝不是农民阶级的理想和意识,展示的是中国古代浪荡底层的游民的价值和理想。

张钊等叛降与金田起义史事考释

【正】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不久,在江口墟发生了张钊(大头羊)、田芳(大鲤鱼)、侯志(卷嘴狗)、关巨(大只巨)等七个艇军头目率部叛降清军的严重事件。他们叛降后成了清王朝的鹰犬,从江口墟直到桂林,历时一年又四个月,在各战场与太平军为敌,造成了颇为恶劣的军事后果。这伙叛徒乘坐炮船,长于水面运动、作战。

论垦首制对清代台湾社会结构演变之影响

一垦首制是清代台湾普遍盛行的一种土地开垦制度.这种制度以有资者出资,有力者出力为主要特征.具体的开垦方式有如下三个程序:1、垦首(或称垦户)首先向官府领取垦单,取得荒地开垦权(此种开垦权在一定时间内受法律保护);2、由垦首出资招募佃户,或亲自在垦区组织开垦,或委派“管事”代管;3、开垦获得成功,佃人必须向垦首交纳租税,称为“大租”,而垦首也必须把垦熟的田园向官府“报课升科”,缴纳田赋. 那么,垦首制究竟在清代台湾的土地开发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呢?换言之,通过垦首制方式开垦的土地究竟在清代台湾土地开垦总数中占有多大的比例?这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的,

流氓政治的危害

流氓是游民阶层的产物,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流氓的队伍会不断扩大。他们的目的由最初的经济追求进而到觊觎政权。汉高祖刘邦是一代开国皇帝,但在司马迁的笔下,他早先就是一个流氓。至于朱元璋,谁也无法否定他是一个地道的大流氓。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一性,实兼而有之”,他说的盗贼实指他的流氓行径。如早在他未当上皇帝前,就以儒生的帽子撤尿,登上大宝后即屠戮“功狗”。他对刘邦顶礼膜拜,作为效法楷模,上之所好,下必行之,朱元璋的流氓习气必然对当时社会有着潜在影响,使明代成为流氓最为猖獗时期。明代的流氓是有组织的拉帮结派。

明代专制政体对流氓文化恶性膨胀的催化

在中国社会文化构成中,流氓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流氓文化在明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流氓文化与整个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在明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晰地展露了出来。我们知道,中国传统伦理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结为:第一,以伦理制度及其具体的形式规范(“礼”)为工具而结构庞大统一、高度“层序化”的宗法制度和宗法国家、并且维系这一制度的平衡和规范其运行;第二,以每一宗法社会成员发自内心的对宗法共同体的眷恋皈依之情(亲亲)。

“流动”的革命性:论20世纪以来社会变迁中的“游民”阶层及其研究

近代以来,关于"游民"阶层的言说在中国政治与知识精英的话语生产中经历了深刻的迭代:从封建士绅眼中"风俗浇漓"的象征,到革命者眼中革命性与破坏性并存的可动员力量,再到建设时期和改革年代社会治理话语中的秩序威胁者。"流动者"的革命性乃至"革命"不仅反映出"言说者"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的变迁,也可照见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在广义的社会革命仍在进行的当下,针对"游民"研究,革命话语犹有可追之处。

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书中的几个问题

孙祚民先生的“中国农民战爭問題探索”一書,經人揭发,从史料到論点,几乎全系抄自右派分子赵儷生的講稿,其中包含着不少严重錯誤,已經有入陆續加以批判。本文試就本人所見到的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与同志們商討。(一)中国农民战爭在历史上的作用——該書在討論中国农民战爭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时,認为:“农民暴动和战爭,一方面打击或顛复了旧的腐朽政权,同时也給后来建立新政权的統治阶級及其代表人以深刻的教訓,使他們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不得不向农民讓步,施行一些“輕徭薄賦,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样,減輕了封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縛,使生产力获得繼續向前发展的可能,把历史一步步推向前进”。他又說:“

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

一般说来,流氓是游民阶层的产物,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流氓的队伍会不断扩大。这是因为,一方面,部分游民进入城市,无正当职业,只能以歪门邪道糊口;另一方面,城居地主、权贵的增多,使某些爪牙、鹰犬之流,背后有了靠山。以明代而论,流氓闹得凶的,是成化以后,嘉靖、万历时期,更是猖撅一时。这正与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