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的游牧社会组织功能及实践意义——以哈萨克族阿吾勒为例

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随季节有规律的移动来适应多变的自然环境。移动性是游牧民族的共同特点,也是形成游牧社会组织的基础。以哈萨克族的基层游牧社会组织阿吾勒为例,探讨阿吾勒的含义、存在基础、功能以及实践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质疑阿吾勒解体或消失的说法。研究证实,阿吾勒仍在组织和管理游牧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此外,在新形势下,阿吾勒还具有缓解和消除游牧社会内部矛盾的实践意义。

“游牧——定居”连续统:一种游牧社会变迁的人类学研究范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愿或非自愿定居使游牧社会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和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中,游牧社会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在游牧社会变迁的研究中,人类学逐渐形成了"游牧-定居"连续统的研究范式,以及在此范式之下的几个核心议题。本文首先探讨游牧社会变迁的三个阶段及人类学对此的研究,然后分析"游牧-定居"连续统的研究范式,并揭示该范式的价值及其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

游牧社会与物种多样性保护--新疆普氏野马野放个案研究

文章通过国家在准噶尔盆地实施的野马野放工程,探究了在物种多样性保护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初步认为,如果该项工程排除当地牧民社会的参与或忽视其利益,必将影响工程的顺利实施与野放目标的实现。

自然地理分区与青海游牧社会的历史演进

目前,学术界通常将青海划分为东部季风大区、西北部干旱大区以及南部高寒大区三个综合自然地理单元。这三个大区的地理环境要素,无论是气候、水文、地质、地貌还是土壤、生物等均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因而在青海古代游牧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也为青海历史刻上了不同的印痕。

区位地理与青海古代游牧社会的历史演进

在青藏高原区域史研究领域,青海游牧社会的生成、演进是一个重要而持久的课题。而地理区位决定了青海游牧社会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对游牧社会的历史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必须将青海游牧社会的历史演进置于中国历史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分析其在这一大背景下所处的位置。

欧美学界中国阿尔泰山游牧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阿尔泰山是游牧文明重要的发祥地,是全球游牧保存较为完整的区域,也是游牧人类学发展的沃土。欧美学界阿尔泰山游牧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起步、沉寂与回归三个阶段,出现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构成了游牧人类学知识谱系中的重要一环。在梳理和评述欧美学界中国阿尔泰山游牧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探讨最新研究趋势,并反思国内相关研究在理论、视野与方法等方面的不足。

蒙古游牧社会变迁与“蒙古族村落群”成因关系追溯

以连带性视角回顾历史上蒙古人的盛衰与荣辱体验,特别是历数历代统治阶级对蒙古族所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的同时,试图以不偏不倚的公正思维,盘点反其道而行的蒙古游牧社会变迁的另类历史轨迹;同时以"历史欠账"与当今蒙古族聚居区生存条件捆绑探究的新视点,揭秘蒙古游牧社会变迁与当今蒙古族村落群形成的因果关系;进而把一直被忽略的历史原因为诉说理由,使其确认为致使蒙古族滞后的一项分量很重的客观因素。

狩猎与古代北方游牧社会

提起十三世纪初兴起的蒙古人，我们便会想到他们的生活是“逐水草迁徒，毋常处耕田之业”，即他们是放牧家畜的游牧民，这是通常的观念。其实，狩猎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中更为重要。

跨越地理环境之路--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游牧社会与农商社会

受"内亚"理论、"族群"理论等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一些古史研究将地理环境差异当作不同民族间生活与交流的鸿沟,中国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被视为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地理单元,进而将这些地区的人民与内地人民分割成互相隔离的族群,从而构建了一个内地与边疆、本部与边缘的历史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在中西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变成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绕开的前提与背景。本文利用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档案、土地契约、地名志、中外考察记等史料,还原了明清时期内地与蒙古地区人民跨越长城、河套等地理界限,在农业与贸易等方面进行的历史悠久与规模宏大的双向交流,以及移民、技术与文化传播的历史画面。指出在一个环境与民族多样性的国度中,地理环境等自然差异从来没有成为人群交流与融合的阻断因素。相反,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一部突破环境局限的历史。"内陆亚洲""长城带"等西方史学理论的提出受到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应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和缺陷。

论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

一、引言 鲜卑别部拓跋氏,本是漠北草原的原始游牧部族,“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昭成皇帝什翼犍(338—376年)时,拓跋氏虽已进入建立国家的发展阶段,但他还自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弛走,逐水草而已”,仍处于游牧时代。而在太祖拓跋珪建立北魏(亦称拓跋魏)国家的过程中,特别是建国之后,拓跋氏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重要变化,即开始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这对拓跋氏社会的发展,对当时中国北方社会经济,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一转变并非一下子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道路,才得以逐步实现的。本文试就这一历史演变过程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浅谈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

传统认为中国的长城以北地区,自古以来存在着一个与长城以南农耕文明相异的游牧社会。这一观念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到近代王国维的《鬼方昆夷猃狁考》两千年来为国人所深信不疑。《匈奴列传》开篇就谈在所谓的"北蛮"之地从传说中唐尧虞舜时代的山戎。

哈萨克族传统游牧社会道德教育路径探究

哈萨克民族文化造就了其独特的社会道德教育传统,游牧生活决定了男性在社会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在哈萨克族的古代道德思想中,人的社会关系也是以男性为主从外族亲缘、婚姻亲缘及亲近亲缘三个空间维度分类的,相应地在社会道德教育上也就形成了血缘亲属之间的道德教育、婚姻亲家之间的道德教育、女婿和岳丈家之间的道德教育三个层次。

试论耶律楚材的悲剧结局——兼论游牧社会的特点对蒙古帝国前四汗时期汉化过程的影响

元朝的前四汗时期是蒙古族逐步征服和统一中原的重要时期。耶律楚材作为此时期的一个汉化很深、又受蒙古大汗信任的重臣,对于恢复趋于毁灭的中原经济、政治、文化,亦即促使蒙古族的汉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作为儒家文化先进代表者的大蒙古国官员却在晚年茕茕孑立,被排斥于统治集团之外,最后郁郁而死。这幕先进与落后力量对比悬殊而导致的悲剧在前四汗时期的汉化过程中具有典型的意义。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一人物个人悲剧的具体分析,揭示出蒙古族汉化过程艰巨曲折的特点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历史因素的作用。

以驯鹿为生的沙米人——兼论游牧社会若干问题

今日世界完全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已很少,生活在欧洲北极圈内部分沙米人现在仍靠牧养驯鹿过活.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是复原和研究人类历史上游牧社会的重要资料.

游牧经济与藏族传统社会之间的关系探讨

藏族世代生活在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不适于农作物的生长,因此,游牧业便成为藏民族的主体产业。伴随着游牧业的发展,游牧文化也随之兴起,而游牧文化的产生又促进了游牧经济发展,两者之间发生碰撞和博弈对这一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产生了主要影响。二者的关系对经济社会存在积极一面但也存在局限性。正确处理藏族游牧经济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藏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北方游牧社会中鄂托克的社会组织本相和功能阐释

一般认为鄂托克是北元中期才形成的蒙古基本社会组织,考察发现它在北方游牧民族史传中若隐若现、叫法不一,在匈奴、东胡、康居、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哈萨克等游牧民族中均有体现,并延续至清代和民国时期,甚至在今天的游牧社会中亦有留存。从社会人类学视角分析,鄂托克是地缘和血缘的结合体,反映了北方游牧社会组织的共性:传统游牧民以世系群体为单位依附于与游牧"分地"相联系的核心家族之下,在游牧生产生活中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相互帮扶抱团取暖,并依靠习俗和禁忌来纠正"越轨"行为以恢复社会秩序。从整体上阐释鄂托克的社会组织本相和功能,是理解传统游牧生活方式的一把钥匙,可以为今天牧区社会建设提供理论启示。

蒙古游牧社会结构中的“豁脱”或“豁脱阿寅勒”——对北部蒙古地区游牧经济单位的考察

文章对蒙古社会结构中的豁脱或豁脱阿寅勒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随着当地经济结构的演变,沿边的南部蒙古地区,其豁脱或豁脱阿寅勒组织形式和游牧方式发生变化,有的甚至不复存在,而在喀尔喀蒙古地区和呼伦贝尔地方等地,因地区游牧经济的持续发展,豁脱或豁脱阿寅勒的组织形式和游牧方式仍然继续延续。

青海藏族游牧部落社会习惯法的调查

青海广大藏族游牧地区地处偏远,交通异常闭塞,至本世纪中叶以前尚处在封闭的封建游牧部落社会。绝大部分地区实行着祖辈相传并为其社会成员所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和惩处准则.这种用以约束其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和惩处准则就是以部落为单位,通过习惯法这一特殊形式来得以实现的。这种习惯法不仅千百年来左右着藏族游牧部落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调整着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社会关系,而且至今还起着一定的社会作用。

游牧社会视角下的满蒙历史:清代族群问题再思考

本文通过将原有的观察视角从中原立场转向游牧社会的方式,对清代的族群问题进行了某些再思考。文中将清代的族群问题主要地归为蒙古道路与满洲道路的分歧问题,并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得出某些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