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竞争、信息披露与公共政策的走向

公共政策是调节各方面利益关系的产物,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游说来影响公共政策,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他们通过与某些决策的相关信息部门形成某种利益纽带。利益集团在相互竞争中形成某种制约性的力量,公共决策机制的设计就要充分利用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制衡,以达到公共权力分散和牵制的效果。

不完全信息下的反倾销游说竞争分析

多元化国内企业间的游说竞争对本国反倾销裁决产生多重影响。裁决当局的自主决策意识,利益群体对于裁决当局期望政策的把握程度,企业间的竞争行为,这些因素组合会导致多种可能的政策博弈均衡。揭示反倾销活动中企业游说竞争行为对裁决的具体作用,以及可能出现的政策博弈均衡,对于理解利益群体的理性抉择,制定合理有效的反倾销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以反倾销裁决当局和国内异质性企业的政策偏好为外生变量,设计模型,分析企业间游说竞争行为对裁决的影响,以及可能的均衡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利益群体会根据可能的成本收益决定其游说贡献,当难以判断决策当局的理想策略点时,利益群体会放弃游说,当决策当局的政策偏好能够把握,而且预期裁决与企业的目标政策接近时,企业才有动力开展游说;最终的反倾销政策会偏离裁决当局的理想点,落在企业、政府均能接受的区域;博弈活动可能导致"自由贸易",即没有反倾销保护。

汇率偏好、游说竞争与美国汇率政策的形成

通过探讨美国产业利益集团的汇率偏好及其游说行为如何影响美国的汇率政策决策,并对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和银行业等美国代表性产业部门的汇率偏好进行归纳的结果表明,这些部门存在汇率偏好异质性,即制造业和农业偏好弱势美元,服务业和银行业偏好强势美元。进一步的研究揭示,在美国,偏好强势美元的服务业和金融业在政策影响力上不如主张弱势美元的制造业和农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的汇率政策趋向保护主义。

企业间游说竞争如何影响反倾销裁决

反倾销裁决应是政府主管部门实现战略性产业保护的合理抉择,但国内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游说竞争方式以影响反倾销裁决结果,反倾销裁决实质上变成各方力量角逐的均衡结果。通过分析反倾销游说下政策博弈参与者的行为抉择,研究发现:进口产品的售价、政府对国家福利的重视程度与反倾销税成反比,而国外企业利益集团的影响则有助于减少反倾销税;国内市场规模越大,政府裁决部门越倾向于提高反倾销保护水平,而有效的游说途径有助于获得理想裁决结果;"搭便车"行为对企业的反倾销申诉积极性存在直接损害,国内企业宁可直接向政府裁决部门提供政治献金,也不愿去搜寻举证信息。

汇率偏好、游说竞争及中国主要产业部门的汇率政策影响力评估

新政治经济学将公共政策的形成视为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产物。本文将这一思路引入汇率政策领域,首先对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和银行业等中国代表性产业部门的汇率偏好进行了归纳,发现这些部门存在汇率偏好异质性,即农业和制造业偏好较低的本币汇率,银行业相对中性,而服务业则偏好较高的本币汇率。进一步的理论模型分析表明,产业利益集团在影响汇率政策决策方面存在激烈竞争,且其影响力与向政府提供的"激励"之间存在关联。据此,本文客观评估了2005～2010年这些产业部门对于中国汇率政策决策的影响力,其中,作为强势利益集团的制造业对中国汇率政策的影响力显著超过其他产业部门。

网约车的发展与监管:英国伦敦Uber的案例研究

网约车以其科技创新便利了人们的交通出行,但也使政府监管面临诸多挑战。伦敦作为优步(Uber)在欧洲的最大市场之一,在网约车的发展与监管方面具有较多实践经验,其法律背景、游说竞争、政府态度和监管重点均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以优步在伦敦的发展与监管为例,分析网约车发展引起的各种负外部性,以及监管机构面对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竞争时采取的监管态度与监管手段,探讨了伦敦经验对中国网约车监管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