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断裂说”与“游魂说”看观念儒学的存续

列文森的“断裂说”与余英时的“游魂说”,虽对儒学命运的判定有所不同,但皆以政教制度为儒学的依托,并以传统政教制度的解体为儒学“走入历史”的标志。这显然不符合当下儒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但“断裂说”与“游魂说”,为我们区分作为思想观念的儒学与作为政教制度之基础的儒学,提供了一套判别标准。儒学的产生并不以政教制度为必要前提,某种政教制度的瓦解也不代表儒学的消亡。作为政教制度之基础的儒学在辛亥革命前后已经解体,作为生活经验与价值观念的儒学则一直存续。观念儒学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既不拘泥于儒家的心性论述,也不依附于特定的政教体制与社会结构。其作为现代中国的构成要素,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中,也必然会对现代中国政制建构产生影响。

“博物馆化”说与“游魂”说——对两种儒学困境观的比较和反思

1960年代美国学者列文森提出的儒学"博物馆化"说认为传统的儒学不仅仅在知识理论上已经无法为现实提供解释和指导,同时也失去了作用于现实社会的能力。列文森认为儒学的"博物馆化"是儒学人文精神与现代工业社会之冲突导致的必然宿命。余英时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儒学"游魂说"则重在反思当代儒学研究与现实生活脱离,从而导致了儒学仅仅成为知识理论化的存在。儒学的人文精神并不与现代工业社会存在根本冲突,恰恰相反,儒学人文教化的精神适足以为解决社会分工带来的异化问题提供文化资源。儒学的复兴必须是学术理论层面的突破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建设同步进行。

论余英时现代儒学“游魂”论——以《现代儒学的困境》一文为中心

现代儒学的困境在于儒学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建制基础的全面崩溃,使得儒学只能成为"托之空言"的论说,而不再是一种"见之行事"的生活方式,更丧失了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能力。余英时认为:近代以来,儒学已经"死"去,之后成为一个找不到附体的"游魂"。此文意在探讨儒学是否真正死亡?又如何"死去"成为一个"游魂"?"游魂"形态的现代儒学又意味着什么样?现代儒学"游魂"的出路又在哪里?通过文章论述,余英时认为儒学的出路不在于重新寻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线",而在于"下行路线",即日常人生化。

当代大陆儒教复兴之载体及其效用——历史视野下的反思

儒教问题的争论,是事关文化建设与民族记忆的大问题。无论名称如何,存在一个儒教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舍此无以解读中国历史。自历史言之,儒教传统一方面与政治结构相融合,镶嵌于政治结构中,另一方面镶嵌于以宗族、家庭为代表的宗法制度之中,所以方能延续数千年之久。在价值多元、宗教多元背景下,丧失正统地位及政治扶持的碎片化的儒教该如何应对世俗化、多元化的社会?儒教是否只能以碎片化的状态进入当代?在原有的载体崩解之后,作为弥散型宗教的儒教,需重新寻找"挂搭"之处,或者以他体为体,或者以自体为体。实践中,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1.以儒教自身"被发明的传统"为体;2.以儒教为基础的新兴宗教为体;3.以其他制度宗教为体;4.以儒教为公民宗教。在儒教凭借各种载体复兴之外,以儒教为公民宗教的设想,长远看来,或许是较为可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