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洋务思想对陈宝箴启动湖南维新运动的影响

陈宝箴是郭嵩焘的洋务知己和志同道合的僚属,且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上大体相似,而这些相似性导致了两者有着共同的悲情结局。两人之间因思想相近产生强烈共鸣而结下深情厚谊,非同一般的关系又加深了彼此的影响,尤其是郭嵩焘的洋务思想给陈宝箴后来所主导的维新运动带来了深刻影响。陈宝箴以郭氏教育思想的完善者、吏治思想的执行者、富强观念的实践者的身份践行了郭嵩焘的思想主张。

張之洞與陳寶箴及湖南維新運動

本文详细叙述了张之洞与陈宝箴自光绪十二年（1886）至二十四年的交谊，说明陈宝箴是张之洞志同道合的僚属和政治盟友，且在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上大体一致。张之洞对《湘学报》及湖南维新运动的干预，陈宝箴都予以支持和配合。两人共同上奏了废八股的科举改制奏摺，暗中有抵制康有为学说之意。陈宝箴上奏要求下旨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自行毁板，并在变法最关键时刻提议召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由於御史黄均隆的不实弹章，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康有为而将之革职，张之洞根据陈宝箴的请求，保全了长沙试办的保卫局。

湖南维新运动的历史地位

１００年前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救亡图强的爱国运动，一次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政治改革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这次维新运动中，湖南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①；其激进的思想解放，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全国最富朝...

略论19世纪末湖南维新思潮中的哲学转型

19世纪末湖南维新思潮围绕新的时代精神,进行了新的哲学思考和探讨,这构成了湖南维新思潮的灵魂。这些哲学思考不是传统的回复,而是体现了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型。这种转型具体体现在对本体论、文化观、历史观、政治哲学等问题的重新思考上,成为中国哲学近代形态的重要一环,但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

19世纪末湖南维新思潮中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

19世纪末的湖南维新思潮,第一次较完整地确立了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而确立起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结果,就是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不再是盲目排外,而是以法理与理性来对抗外国的侵略,所以湖南维新派极力宣扬公法观念和主张文明排外的思想。不过,湖南维新思潮中的民族国家观念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即对帝国主义侵略性一面缺乏准确的认识。

湖湘文化背景对湖南维新运动兴衰的制约

(一)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们常对这一历史现象感到困惑不解:湖南向以守旧而著称于天下,但维新乍起却就名震一时,声势居全国之首;继而又在“百日维新”高潮到来之前先行寂然无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的跌宕反差?这无疑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即试图对此加以探讨。人们曾认为湖南维新运动能独步一时的历史原因是由于湖南的阶级矛盾最为尖锐。

论1898年湖南维新运动之失败——兼论清末科举改革中的政治冲突

1898年前后湖南维新运动中出现的激烈政治冲突,其直接原因是由于省政要员的更换和一批文化新锐的到来而出现的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科举改革的启动导致了文化权力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社会政治权力的急剧倾斜。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受到威胁和侵犯的旧精英于是联合起来,对维新事业展开猛烈攻击。这个事例通常被用来说明湖南地域文化的特性,但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它呈现出更具普遍性的意义。

熊希龄与湖南维新

湖南维新运动所以能独步一时,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年轻士子的呼号力行之功固有目共睹,但陈宝箴、黄遵宪等地方大员以及熊希龄等一批上层士绅的支持与参予之功亦不可抹杀,诚如湘省维新人士自己所言:“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抑非长官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

王先谦在湖南维新运动前期的促进作用

王先谦,一向被人们公认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古文学家。但在政治上他却被贬为“顽固派”及“湖南劣绅”。似乎在湖南维新运动中他一直是阻挠者和破坏者,没起过任何一点促进作用。笔者认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王先谦的表现应以一八九八年春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起了促进作用,后期起了阻碍作用。王先谦在湖南维新前期至少做了两个方面的大事:(一)推广《时务报》,筹建时务学堂湖南地处内地,“以守旧闭化名天下”,直到十九世纪末。

熊希龄与湖南维新运动

熊希龄与湖南维新运动周秋光对湖南维新运动，史学界进行了诸多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由于以往的研究往往只把眼光投注在谭嗣同、唐才常、陈宝箴、江标、黄遵宪、梁启超、王先谦、叶德辉等几个人身上，却忽视了一位与湖南维新运动的成败相始终且关系尤为密切的重要...

19世纪末湖南维新思潮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

在对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理解上,湖南维新派体现了对现代化的追求,但又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他们承认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巨大差距,但是认为这种差距不是根本性的,是可以化解的。而他们化解此种差距的具体思路,一是将传统儒学区分为帝制儒学和孔孟真源,挖掘传统资源中的民主、平等精神,论证传统与现代性在价值根源上的一致性;二是通过在精神、制度、器物之间确立起层次性而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差距消解为非根本性的。

湖南维新运动中的精英分化和政治冲突

由于士绅群体从合作走向分化,晚清湖南维新运动发生了"新旧之争"的政治冲突并走向失败。通过对事件过程的梳理和对群体属性的比较分析,本文对前述"新旧之争"的起因提出了两种解释:权力分配失衡与儒家知识体系冲突。本文认为:一方面,政治冲突是在掌握社会权力的保守派本土中上层士绅与缺乏社会合法性的激进派外来中下层士绅之间展开的,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分配失衡是冲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权力冲突的背后蕴含了深层的思想与价值冲突。"新旧之争"展现了政治意识形态更浓厚的湖湘儒学传统与理性化色彩更重的岭南儒学传统的冲突。此外,针对两种解释的关联,文章进一步提出: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儒家知识体系既体现了文化价值,又是权力和秩序的基础和象征,两种解释是相互补充的,知识对抗解释更具时代性。

黄遵宪与湖南新政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嘉应州(今广东梅县)人。他不仅是我国近代一位“明于识、练于事、忠于国”的杰出外交家和爱国诗人,还是一位立志改革、献身改革的资产阶级改革家。黄遵宪在康有为等人发动的维新运动中,尤其在湖南新政中,卓有成效地发挥了自己的政治才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想着重谈谈他在湖南新政中的地位和作用。

清末民初湖南贫民习艺所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贫民习艺所的建立,是清末民初湖南政府积极兴办新政,应对社会危机,关注社会下层的一个重要成果,被称为社会的"安全网"。它的设立具有历史必然性:坚实的思想基础,一脉相承的组织基础和迫切的现实需要。其运营机制相当完备,对当时湖南省的社会管理、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均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也体现了某些历史局限性。

论陈宝箴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作用

本文认为，陈氏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洋务派官僚参加变法的，但与典型的洋务派又有区别，其变法思想和活动均有自己的特色，在维新运动的各个阶段中，他的作用也各不相同。维新运动初期，他的新政基本上属于洋务运动的性质，但客观上对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起了启动作用。胶州事变后，他的变法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资产阶级性质，对湖南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百日维新时期，陈氏对湖南维新运动主要起消极作用，但积极支持光绪的新政，也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

湖南近代资产阶级教育述略

湖南近代资产阶级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就其产生、发展过程作一粗略的概述。疏漏、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发展成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许多维新人士敏锐地提出:“变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奋于实学。”①维新派大师梁启超更是直接地把“救敝之法,归之于废科举兴学校”。②教育,被提到了非常突出的地位。抛弃封建的“旧学”。

戊戌维新派“腹地自立”维新方略初探

所谓“维新方略”,是指以康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戊戌时期为推动维新变法运动而采取的政治手段及策略。从1895年发动“公车上书”,到1898年“戊戌政变”爆发,短短的3年间,维新派先后采取了:上书皇帝,打动圣衷而变法;开学会,“合大群”以挽世变;办报刊以“开绅智”、“开官智”、“开民智”;兴学堂以培养变法人才等“维新方略”。对此,史学界已作详尽的阐释。而笔者则认为:除了上述方略之外,戊戌时期维新派还曾经模仿日本明治维新,以湖南为中心,设计实行过“腹地自立”,建立变法基地的维新方略。这一计划虽然没有最后成功,却对维新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划山东为其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新狂潮。其他列强也相继效尤,瓜分中国,亡国灭种的惨祸再一次降临华夏大地,为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维新志士心怀“胶东之耻”,加快了维新变法的政治步伐。1897年冬,康有为赶赴北京,递“上清帝第四书”,北京城内再度出现维新变法的热潮。但令人疑惑的是,在此前后,维新派的核心人物却没有奔赴北京,而是纷纷云集湖南。1897年11月梁启超应时务学堂之邀,离沪抵湘。1898年2月,谭嗣同也离开官场,由鄂返湘。梁、谭二人,再加上在湘的康才常、皮锡瑞、樊锥等维新志士,形成了一个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