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卢卡斯溢出模型的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测算

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将卢卡斯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运用SPSS14.0软件,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分析,研究显示:我国人力资本对GDP的贡献率远低于财务资本对GDP的贡献率,说明我国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这是我国以扩大实物资本投入来促成经济规模扩张为特点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致命弱点。为此,开发并利用好人力资本将成为我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关键着力点。

基于卢卡斯溢出模型的人力资本对耕地产出贡献率的测算——以甘肃省为例

[目的]从农业从业人员人力资本存量角度分析农业从业人员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对提高耕地产出率的贡献率,为合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提供了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卢卡斯溢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运用SPSS 20.0软件,利用时间序列数据(2002—2012年甘肃省统计数据)对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对提高耕地产出率的贡献率进行分析。[结果]甘肃省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对提高耕地产出率的贡献率和影响率分别为45.26%和5.55%;物质资本对其贡献率和影响率分别为20.29%和2.49%。[结论]甘肃省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对提高耕地产出率的贡献率远大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因此,开发并利用好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将成为提高耕地产出率的关键之所在。

股指期货该为2015年股灾负责吗—基于方向性波动溢出模型的实证分析

2015年股灾期间,股指期货受到广泛批评。本文使用方向性波动溢出模型,研究了沪深300、中证500、上证50三种股票价格指数分别与IF、IC、IH股指期货之间的动态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股灾期间,IF对中证500、上证50确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沪深300依然对IF有净(正向)波动溢出效应;2016年1月股指期货交易新规则推出以后,IF对沪深300、中证500、上证50都有净(正向)波动溢出效应。结论是,2015年股灾的爆发并不完全是由股指期货导致的,至少从净影响来看股指期货并没有加剧沪深300的波动;股指期货交易规则的调整并没有很好地平抑现货市场波动。对沪深300、中证500、上证50与IC,沪深300、中证500、上证50与IH的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最后提出了一些完善股票交易规则和股指期货交易规则的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国际间的动态溢出效应——基于方向性溢出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Baker et al.(2016)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BBD Index)和Diebold and Yilmaz (2012)方向性溢出模型(Directional Spillovers)构造"四国经济系统",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国际间的动态溢出效应进行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静态分析结果显示,各经济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动中有超过1/5来源于其他经济体的溢出;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系统内总溢出效应逐步增强,前金融危机时期为18. 09%,金融危机时期为29. 81%,经济复苏时期为33. 58%;动态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动态溢出的规模可能同国内政治周期和货币政策周期有关,米德冲突可能是主要传导渠道之一,美国、欧洲和日本应当为大部分溢出效应负责,中国是最大受害者之一。上述结论表明,我国应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浮动汇率制度改革,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

政治风险的跨国动态溢出效应——基于溢出指数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运用Diebold和Yilmaz提出的溢出指数模型,计算了全球22个主要经济体1984~2020年的总体和方向性政治风险溢出效应,并重点剖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风险关联结构。研究结果表明:政治风险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直接和间接联系进行跨国传播,平均总溢出指数为45.16%;政治风险溢出强度在金融危机和恐怖袭击等全球重大经济和政治事件期间显著升高,主要国家的边际净溢出指数和边际总溢出指数大幅增加;各国的政治风险溢出指数比溢入指数波动幅度更大,而发展中国家的溢出和溢入水平均略高于发达国家;中国政治风险的溢出和溢入效应均排名靠后,但在其加入WTO之后以及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出现波动高峰;在所有国家中,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与中国有着较强的政治风险双向溢出关系,南非受到中国政治风险较大的溢出影响,而瑞士、阿根廷和西班牙是中国政治风险的较大输入性来源。

中国金融市场风险溢出效应及其时空特征——基于溢出指数方法与DCC-GARCH模型

运用溢出指数模型和DCC-GARCH模型对我国2005年7月22日至2021年8月27日七大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时空特征做出了全面分析。结果显示:在时间维度上,中国金融市场风险溢出指数在18%~52%之间波动,动态相关系数在0.09至0.31间变动,当重要政策和事件冲击时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程度明显增强,并且风险溢出水平随时间的累积和消减具有非对称性特征。在空间维度上,金融市场间存在非对称溢出效应。房地产、商品和股票市场的风险净溢出指数为正,黄金、货币、外汇和债券市场的风险净溢出指数为负,商品和黄金市场、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以及债券与黄金市场间的风险关联性较大。

产业地理集中对地区协调发展的聚集效应与分散效应——基于局部溢出模型和实证研究

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以及地区经济增长非均衡性是我国的一个经济现实状况。为探求产业空间聚集的形成机制以及对地区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和内生经济增长为理论基础,构建局部溢出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产业地理集中的需求关联效应、溢出效应与拥挤效应对地区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需求关联效应和溢出效应为聚集力,拥挤效应为维持对称均衡的分散力,同时,溢出效应也可成为促进经济分散的力量;聚集力和分散力的对比呈阶段性变化,初始阶段聚集力大于分散力,产业地理集中与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存在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创新集群知识溢出效应模型研究

本文根据创新集群内涵特征及内部知识溢出特点,改进Bart-Cani.e.ls空间知识溢出模型(BC模型),在潜在与实际知识溢出互动关系框架下,引入技术扩散、行业距离、社会成本因子,从各因子知识溢出机理方面探讨了集群因子作用形式,并分别从宏观、中观角度构建了创新集群知识溢出数理模型,得出研究结论。

基础设施投资、产业集聚与地区收入差距——基于地区溢出模型的分析

基础设施可以通过降低广义贸易成本与投入品共享,影响企业区位和产业空间分布;同时,也带来了地区收入和支出、区域发展不均等问题。本文在地区溢出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基础设施投资因素,考察基础设施投资于产业集聚的内在作用机理,以同时探寻产业集聚反映的"效率"问题以及地区差距反映的"公平"问题,进而为现阶段的"发展"与"公平"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重大风险事件下中美股票市场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重大风险事件所具有的突发性与不确定性给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各国政府当局和学术界高度关注金融风险的快速传导和跨国、跨市场的溢出问题。本文基于溢出指数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定量研究中美股票市场风险溢出效应的动态趋势以及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时风险溢出强度和传导方向的动态演变过程。研究发现,中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美国市场是风险净溢出者,中国市场是风险溢出的净接受者;中美股市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政治、经济、金融以及公共卫生等重大风险事件对股票市场溢出效应有显著增强的影响;中美股市风险溢出效应的传导方向由市场间的单向溢出转变为A股市场、中国香港市场和美国市场两两之间显著的双向溢出。因此,建议监管当局根据风险的时变特征和传导方向增强金融风险防控政策决策的全局性和前瞻性。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溢出效应分析——基于能源市场、电力市场和金融市场视角分析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2021年7月16日正式启动线上交易。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工具,备受关注。利用Diebold-Yilmaz溢出指数模型对全国碳市场与能源市场、电力市场和金融市场间风险溢出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全国碳市场与能源市场、电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三个市场间收益率溢出指数均为双向波动,且时变性明显;收益率溢出指数会受到国内外事件的冲击。对此,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应该尽快制定出完备的法律体系、制度体系以及监管机制,并丰富碳市场产品,加快碳市场的平稳安全地发展。

基于企业选址的知识溢出效应模型研究

构建了一个双寡头市场上基于企业地理位置选择的知识溢出效应模型,从而说明企业的知识溢出效应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选址,另一方面是由于知识创新而促进的产品更新。假设企业之间的地理位置愈接近,就愈能从彼此的知识创新中获益,即知识的溢出效应愈加明显,并对此进行了验证。

中国碳市场与能源市场的时变溢出效应——基于溢出指数模型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碳交易体系日益完善,有必要系统性分析中国试点碳市场与能源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基于溢出指数模型,使用2014年4月4日—2019年6月28日的周度波动率,刻画中国碳市场与能源市场之间的静态波动溢出指数和时变的波动溢出指数。结果表明:中国碳市场与能源市场之间存在双向的溢出效应,不同区域碳市场与能源市场间溢出效应的特征、净溢出关系存在差异。通过滚动宽口方法计算的溢出指数呈现出明显的时变特征,市场间的总溢出水平主要在能源市场震荡期内呈现显著上升趋势。总体来看,在能源市场震荡时期中国碳市场接收到的风险溢出效应显著高于其他时期,但中国不同试点碳市场在相应时期受能源市场的波动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据此认为,下一步应加快形成中国碳市场与能源市场间内在稳定的价格机制,完善中国碳市场自身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构建统一碳市场交易体系的同时,综合考量并有效协调各地区差异以促进碳交易体系稳定运行。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双职工夫妻的婚姻满意感:一个积极溢出-交叉模型

为了揭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SSB)对双职工夫妻双方婚姻满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研究结合资源-获取-发展观和基于关系支持的积极发展模型,从夫妻互动(相互支持)的角度构建了一个积极溢出-交叉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370对双职工夫妻配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FSSB与我国双职工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感均正相关;(2)FSSB可通过增加员工的工作-家庭增益促进员工夫妻间相互支持的互惠效应,进而提升员工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感;(3)夫妻双方所获得的FSSB均可通过促进丈夫的婚姻满意感进而提升妻子的婚姻满意感。本研究提示,增加FSSB能有效促进双职工夫妻间的相互支持、提升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感。

中国碳市场与高耗能行业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研究中国碳市场与高耗能行业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对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和提高市场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DY溢出指数模型,从静态和时变两个方向研究碳市场与高耗能行业间的风险溢出关系。研究发现:从静态溢出指数来看,高耗能行业的各市场与碳市场之间的溢出作用有所差异,表现出非对称性。工业市场的价格波动对碳市场影响最为强烈,而材料市场受碳市场的价格变动表现最为敏感。从时变溢出指数来看,碳市场与高耗能行业间总溢出指数波动幅度较大,且具有显著的波动周期。当国家相关政策出台、国际政治经济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碳市场与高耗能行业间整体风险联动性会产生显著变化。

碳价与电力公司股价间风险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我国不同区域碳市场价格与电力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对加强碳市场风险管理、推进电力公司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溢出指数,从时域和频域2个维度系统考察碳价与电力公司股价之间的静态和时变溢出关系,并进一步探究“碳电”系统风险溢出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时域看,碳市场价格属于风险净接收方,当碳市场和电力市场出台相关政策时总溢出指数会大幅上升,但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频域看,碳价与电力公司股价间的风险溢出主要发生在短期(20天内),上海和湖北碳市场受到的长期影响略高于北京和广东;从影响因素来看,火电发电量、全国供电煤耗量、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和全国碳市场的上线交易,均对碳价与电力公司股价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具有正向影响,而经济的向好发展对二者间的风险溢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新视角：溢出—交叉传递模型

本文介绍了工作—家庭冲突中的新进展,溢出—交叉传递模型.该模型整合了溢出效应和交叉传递效应的相关研究,认为工作压力会导致个体产生工作—家庭冲突,而工作—家庭冲突会使配偶面临高的家庭要求,最终损害配偶的幸福感.最后对该模型的理论意义进行了讨论.

技术溢出、要素流动与经济地理均衡

笔者从多要素流动的角度出发,以发展新经济地理学的全域溢出模型为核心,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随着工业品支出份额、技术溢出效应和企业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程度的增加,会导致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增加,反之,随着消费者贴现率和资本折旧率的增加,会导致经济的长期增长率降低;随着技术溢出效应的增强,消费者贴现率的降低,会导致对称结构越来越稳定。相反,随着地区间贸易成本的降低,会导致对称结构逐渐演变为中心—外围结构;企业或资本在一个地区的集聚,不但影响地区间的名义收入,而且会通过地区间工业品价格指数的差异进一步影响居民的实际收入,从而导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金融集聚向扩散转化的机理及模型化分析

研究了金融集聚向扩散转化过程中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本地溢出模型(LS模型)进行优化,拟合金融集聚向扩散转化的过程。结果发现,相互叠加、此消彼长的本地市场(规模经济)效应、信息溢出效应以及市场拥挤效应共同决定了金融资源由集聚向扩散转化的演化进程。

高技术虚拟产业集群知识溢出效应研究

高技术虚拟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逐渐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新趋势。知识溢出则是高技术虚拟产业集群内企业间重要的知识活动之一。通过对高技术虚拟产业集群的特征和知识溢出影响因素的分析,基于凯尼尔斯空间知识溢出模型,构建了高技术虚拟产业集群知识溢出效应模型,结合高技术虚拟产业集群的特点,对其知识溢出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