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下研发资本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渠道检验

于开放经济体而言,技术进步不仅来自内部自主创新,也来自国内资源与全球市场融通过程中吸纳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本文立足宏观视角,着眼于国际贸易、外商投资、信息通信、专利引用与人才流动渠道,选择研发资本占OECD国家份额超80%的G7国家测度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9~2020年数据,研究国外研发资本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自主研发和信息通信渠道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国际贸易、外商投资、专利引用、人才流动渠道的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

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FDI的技术溢出渠道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逐步形成这一独特背景,运用中国制造业2001—2007年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FDI通过前、后向联系和水平联系等渠道对中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出了以下重要结论:(1)只有高强度的国内R&D投入才能促进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提升;(2)在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FDI通过前、后向和水平联系三个渠道对中国整体制造业内资企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水平;(3)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的FDI通过前向溢出渠道提高了高技术行业和低资本劳动比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后向溢出渠道提高了低出口外向度行业和高资本劳动比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通过水平溢出渠道提高了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渠道的实证研究——对上海浦东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的问卷调查

本文旨在探索FDI技术溢出渠道的实证研究方法。以技术溢出的四个渠道为理论基础,采用调查问卷的研究方法,选择浦东地区外商投资企业为实证研究对象,分析了我国外商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途径。

美国股市对沪深股市的波动溢出渠道研究

利用盲源分离模型和传统金融计量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美国股市对中国沪深股市的波动溢出渠道。国际金融危机前,美国股市不会通过三个渠道对中国沪深股市具有波动溢出效应;国际金融危机后,心理预期是上证综指波动的主要渠道,而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波动是深证成指波动的主要渠道。

FDI溢出渠道、人力资本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基于1999～2006年制造业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使用制造业1999～2006年的面板数据,从整体和分行业角度检验了FDI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及其渠道。研究发现,尽管整体上FDI水平、人力资本和后向溢出渠道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但人力资本交互项的结果表明其作用还很有限。分行业检验发现,在中高技术行业中,当期FDI的溢出效应都不明显。而且由于内资企业员工向外资的单向流动,反而产生了反向溢出。研究结果还表明,不论从整体角度还是分行业角度,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对内资企业生产率提升都很微弱。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渠道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江苏已成为中国利用外商投资最多的地区之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的技术进步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分析了FDI的技术溢出渠道及江苏利用外资的现状,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江苏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渠道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资本投入是行业产出的主要推动因素。就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进步的发展研究——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溢出渠道研究

本文扎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背景,探讨行业内的外资进入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从国际技术溢出和国内吸收能力两个维度,揭示了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改变企业对溢出渠道的预期来影响其技术进步的机制。本文选用我国1998—2007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30个细分行业的270组统计数据,证实了外资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同行业的内资企业存在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利用经营范围这一指标对外资企业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数据进行筛选,并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的财务数据进行匹配,最终选出2 345家外商投资企业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表明,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技术特征,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技术差距较大,内资企业吸收能力较差,并且外资企业倾向于独资方式控制前沿技术,因此内资企业单纯通过模仿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获得技术溢出效应在逐渐减弱,而短期内竞争效益获得的技术溢出存在正向影响。但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风险较大、发展周期较长,因此内资企业短期内获得的正向竞争溢出效应会由于长期过度竞争转变为负向抑制效应,这种负向技术溢出尤以美国、日本、韩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外资引入最为明显。

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吸收能力视角

基于2000—2013年3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分析和对比了不同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考察了吸收能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起到促进作用,吸收能力会"U"型调节这一促进作用;进口不利于技术创新,吸收能力负向调节进口对创新的抑制作用;单纯的外商直接投资不能对技术创新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只有同吸收能力有效结合才能产生技术外溢效应进而促进技术创新。

外商直接投资对珠三角地区制造业技术溢出渠道的实证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法

本文运用分位数回归法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珠三角地区内资制造业技术溢出的不同发生渠道。经研究发现:在水平溢出方面,只有当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处于较低分位水平的时候,溢出效应才显著为正;在垂直溢出方面,前向关联的溢出效应在各个分位水平上均为负,并随着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得到加强,内资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建立后向关联,在大多数分位水平上获得了正向的溢出效应。上述分位回归的结论均在长期效应上得到了相应的验证。

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内资制造业部门溢出渠道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联系效应的视角对广东省全部内企和国有企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进行分位数回归分析,经研究发现:FDI对内资企业的水平溢出效应呈U型的"门槛效应";前向关联的溢出效应在中级及以下分位水平上的内资企业中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并随着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得到改善,呈逐渐增大的趋势;内资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建立后向关联,在各个分位水平上均获得了正向的溢出效应,后向关联是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主要渠道。与内资企业相比,FDI对国有企业的溢出效应在溢出渠道和边际溢出效应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主权债务风险跨国溢出渠道的异质性研究——来自空间分位数面板回归的证据

主权债务风险存在跨国溢出效应。当前,许多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严重,应引起高度重视。风险跨国溢出主要通过贸易、金融投资、信息和地理距离四类渠道,但是已有文献没有考察不同风险水平下跨国溢出渠道的差异性,即渠道异质性问题。本文采用空间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以G20集团为研究对象,分析跨国溢出渠道的异质性问题。研究发现:(1)在不同风险水平下,各溢出渠道的作用效果存在巨大差异。风险水平越高,贸易渠道发挥的作用越大;在极端高风险水平下,贸易渠道在风险的跨国溢出中起主导作用。(2)当一国处于极端高主权债务风险时,对贸易邻国的影响最大,而对地理邻国的影响最小。(3)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经济基本面的恶化给邻国主权债务风险带来的冲击最大。研究结论为监管者进行动态风险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FDI技术溢出渠道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使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分解变量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变化规律；利用制造业内资部门2000～2005年的行业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研发和出口交货值两个变量的基础上，考察了FDI水平关联和前、后关联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研发与出口交货值对生产率存在正的影响，FDI总体上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且更多地是由后向关联促进技术进步带来的；前向关联没有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水平关联与前、后向关联技术溢出的实现方式不同，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渠道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组回归结果表明，FDI技术溢出渠道在技术水平、行业集中度与出口依存度等行业分组指标下存在明显不同的传导机制。

制度约束、FDI技术溢出渠道与国内企业技术进步——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考察

本文将制度约束纳入到FDI技术溢出渠道中,并选取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通过OP三步法获得技术进步指标以科学衡量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真实状态,然后采用系统矩估计(SYS-GMM),分析FDI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转轨过程中所特有的制度约束使国内企业难以实现技术进步;在这种制度约束下,FDI三种技术溢出渠道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各异;FDI来源渠道所产生的技术溢出也不一样,制度约束显著影响国内企业技术吸收能力。

FDI技术溢出的渠道、影响因素分析

介绍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业务关联、人才流动、示范与竞争;分析了影响FDI技术溢出的一般因素,及影响我国技术溢出的特殊因素。最后,针对特殊影响因素,提出有效提高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前瞻性对策。

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我国技术创新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文章借鉴国际经典技术溢出模型,构建包含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的国际R&D溢出模型,利用2003-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将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比较而言,对外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存在地区差异,还与技术本身所属的创新层次有关,但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全球金融周期、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溢出渠道的差异性研究

文章将全球金融周期分为高涨期、衰退期和正常期三种状态,基于纳入全球金融周期指数的资产平衡模型,采用三区制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研究不同周期阶段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变动对中国溢出渠道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与缩减所带来的效应会随着利率、资产重组、汇率和流动性四种渠道对中国经济进行传导。在全球金融周期的不同阶段,这种影响存在差异:汇率渠道在金融周期各阶段均发挥作用,且高涨期的影响大于衰退期;利率渠道、资产重组渠道和流动性渠道均在全球金融周期高涨期和衰退期发挥作用,而在正常期没有显著传导。这种溢出效应的异质性进一步加大了央行管理来自美国的外部冲击的难度。据此,文章从前瞻性变量管理、将全球金融周期纳入政策目标并根据周期阶段采取宏观审慎政策、加强渠道监督和国家经济基本面建设等角度提出应对这种外部冲击的政策建议。

中国由ICT渠道获取的国际R&D溢出门槛效应

采用2003—2012年中国除西藏外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信息通信技术渠道国际R&D溢出效应。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相关性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随机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研究中国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渠道获得的国际R&D溢出与当地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建立Hansen非动态面板门槛模型,采用稳健标准差回归,检验各省份由信息通信技术渠道获得的国际R&D溢出门槛效应,并从产业转型升级和信息化建设角度分析存在门槛效应的原因。结果表明,中国大部分省份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渠道获取的国际R&D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有正相关关系;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渠道获得的国际R&D溢出对当地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

台湾在闽农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及渠道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技术合作是两岸农业合作的高级阶段,台湾农业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技术溢出日益成为两岸农业技术合作的重要途径。运用131家在闽的大陆涉农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台湾农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及渠道的影响因素,发现台湾农业FDI技术溢出效应有待提高,在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上,是否从事农产品加工业通过显著性检验;文献显示示范-竞争、产业联系、人员流动是技术溢出的3种渠道,计量结果表明从事农产品加工业的大陆涉农企业更容易通过示范-竞争、产业联系渠道受台湾涉农企业影响,人员流动没有发挥应有的渠道作用。为此,应加强两岸(闽台)涉农企业的产业联系和人员交流,优化和引导台湾在大陆(福建)农业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以良好的环境鼓励两岸(闽台)涉农企业竞争与合作。

外资进入对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溢出渠道的视角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入中国的外资增长迅速,同时中国企业也逐渐融入以价值链为主导形式的国际化分工中。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并结合投入产出表,研究外资进入对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行业内水平溢出渠道对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高有着抑制作用,而行业间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渠道均促进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高。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以2002年中国政府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结果发现外资进入显著提高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此外,本文发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外资进入对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动的影响机制。最后,本文基于"双循环"新格局视角,从营商环境、投资粘性、科技创新和不确定性事件的应对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宏观审慎政策跨国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影响因素与政策应对综述

宏观审慎政策跨国溢出效应对于政策有效性和金融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是宏观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基于宏观审慎政策跨国溢出效应的现实背景,从影响因素、传导机制和政策应对三个方面对代表性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首先,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金融渠道、贸易渠道和其他渠道跨国溢出,其中金融渠道中的银行信贷渠道是主要的溢出渠道;其次,商业银行的特征、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类型和宏观审慎政策在周期中实施的时机会影响溢出效应;最后,在宏观审慎政策存在溢出效应的情况下,政策协调具有必要性,但实践仍面临挑战。本文认为,应细化对不同宏观审慎政策的讨论,持续做好宏观审慎政策相关数据的统计工作,拓宽政策溢出的研究对象,改进现有的研究方法。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还应进一步将货币政策纳入考虑范围,讨论其在政策跨境溢出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