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温州溺婴问题探析

从清代地方志的记载中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溺婴之风非常盛行。以温州为例,杀婴溺婴的现象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与该地区人地矛盾日趋尖锐、家贫抚养维艰、嫁娶重资的奢华风气以及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等多种历史原因有关。溺婴之风的盛行给温州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对此政府采取诸多整饬措施以期遏制这一陋习。

清代湖南溺婴之俗与社会救济

由于清代湖南百姓的贫困和当时社会上的厚嫁之俗,因此当时溺婴之风盛行,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一现象,政府与社会从法律、舆论和育婴组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救济,并取得较大的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社会救济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溺婴问题。

近代来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溺婴现象的认识与批判

近代来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溺婴现象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大量的报道。传教士们普遍认为溺婴在中国各地广泛发生,他们还较为深入地调查了溺婴发生的原因、世人对溺婴的态度及溺婴导致的影响;怀有文化优越感的传教士们还站在西方文明本位的立场对溺婴现象进行强烈的批判,并极力鼓吹基督教信仰根治论,体现了其潜在的殖民主义与东方主义色彩。

近代豫西南溺婴陋俗研究

近代以来,豫西南地区溺婴陋俗盛行。溺婴陋俗是当地社会衰败和畸形的厚嫁之风造成的社会恶果。溺婴之风的盛行又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当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无力娶妻男子数量极大,致使社会结构日趋畸形,加剧了当地社会的衰败。

从溺婴习俗看福建历史上的人口自然构成问题

福建在历史上是一个流行溺婴习俗的地区,从唐宋延续至明清,一直到民国时期,溺婴习俗尚存在于福建一些地区。宋代闽人溺女婴,也溺男婴,但溺女婴多,溺男婴少。明清时期,闽人溺女婴而不溺男婴。闽人溺女婴的原因是害怕厚嫁破产。因此,造成明清福建社会男多女少的自然构成,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许多男子无法娶妻,家庭中女性掌权,童养媳习俗流行。

清代江南的溺婴问题:以余治《得一录》为中心

《得一录》是清代无锡绅士余治编纂的一部总汇慈善章程的善书。结合地方志,透析《得一录》可知,清代江南溺婴现象已成为一严重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被溺婴孩数量大,溺婴手段残忍,男婴女婴都在被溺之列,乡村多于城市。溺婴具体原因存在阶层差异:贫困家庭溺婴主要由于缺乏财力;溺女家庭主要是受奁费高、遣嫁难和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溺婴引发的社会问题引起江南士绅的重视,他们发挥自身在地方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开展道德劝化和救济婴孩的善举,以遏制溺婴恶俗。

清代江西的溺婴及其社会后果

清代江西溺婴非常盛行,不仅持续时间长,分布地区广泛,数量多、比例高,而且其手段残忍。导致溺婴的原因各种各样,经济贫困之下的奢嫁之风和传统思想观念是导致溺婴的主要原因。溺婴的盛行对清代江西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它使人口增长相对缓慢,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并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促使了家庭的贫困和传统思想观念的蔓延。

宋、清溺婴问题研究综述

溺婴弃婴,尤其溺弃女婴是旧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宋代和清代,溺婴问题更加突出,形成的社会影响更加巨大。本文从现象、原因、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和解决措施四个角度进行分析,通过比较揭示这两个朝代溺婴问题的异同,从溺婴问题这一特殊的视角了解宋、清两代的社会情况,从而全面地认识处于这两个时代人民的生活境遇、心理状态和社会背景,丰富了社会史研究的内涵,这也对解决当今存在的社会问题有借鉴意义。

宽严相济视野中应对溺婴行为的刑事政策选择

溺婴行为历史久远,近年来又有所抬头。溺婴案件增多的原因包括物质的、科技的、历史的和文化的等诸多社会因素。在构建和谐社会实行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视野中,简单地对此类行为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终究只是治标之策,而不是治本之法。理智的以人为本的刑事政策应当是在减少溺婴案件原因基础上的、多种手段结合运用的综合治理,并辅之以轻刑化的量刑和行刑之策。

清至民国福建溺婴现象与育婴堂研究

清代以来福建地区溺婴现象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发生了从男女皆溺到专溺女婴的转变,并呈现贫富皆溺的特征。基于地方志的资料记载,文章分析了厚嫁风俗、人口压力、意识观念等因素对溺女现象的影响,并指出溺婴给当时社会所造成了一系列危害;梳理了清初以来育婴堂兴衰的主要发展脉络,并揭示了育婴堂由官营到私营的转变历程。研究显示,育婴堂作为一种补偿机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收"、"育"、"送"的救济弃婴体系。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育婴堂的日常运作和经费来源,并通过一场堂产公私之争,梳理了育婴堂相关产业性质的转变。

论“少女妈妈”溺婴行为的非刑罚化处遇——从两例溺婴案件引发的思考

"少女妈妈"是最近随着社会环境变化所产生的一个新问题,这个特殊群体溺婴①的特殊行为为司法处罚带来困境和尴尬。本文从两个案例出发,从该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人格刑法论、刑罚可罚性以及刑法谦抑精神的角度为"少女妈妈"溺婴行为寻找"安全出口",试图使其去刑罚化。

清代溺婴现象对乡民婚姻生活的影响

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贫困未能抚养和奁费高遣嫁困难以及没有有效避孕措施而产生的私生子等原因,使得清代产生溺婴的普遍现象,进而导致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对乡村婚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出现了童养婚、抢婚和典妻婚的畸形婚姻形式。

多元观照和文化建构——19世纪西人眼中的中国溺婴现象

19世纪,溺婴现象是西人观照、认识和评判中国的"热点"之一。这些观照不少具有明确的、功利式的目的论色彩,但也有部分西人带有"客观认识中国"的意图。另一方面,溺婴的隐秘性让西人的观照一直缺少确凿证据,观照中的浓重文化建构性质由此显现。这种文化建构的具体策略包括"科学"式的调查和统计,用西方话语覆盖中国话语,将问题扩大化等。而普拉特所说的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反征服",也正是在这种"客观认识"和文化建构的并存中得以实现。

19世纪西人笔下“中国法律形象”的建构——以溺婴为中心

在19世纪,溺婴成为西人观照中国的一个重要层面,在此过程中,西人建构出一个负面的中国法律形象。溺婴的隐匿性,让这种建构性鲜明地表现出来。从全球史的视角观之,当时英美国内也存在严重的杀婴问题,这在道德、法律等层面引起西人的焦虑,西人就中国溺婴的发生情况、行为定性和法律规制等方面的建构,都与此有关。由此可见,西人建构负面中国法律形象的动机和原因是复杂而多元的。

宋代溺婴问题探析

溺婴,尤其是溺弃女婴是宋代社会存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为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和社会根源,如战乱、天灾导致的生活贫困,婚姻论财带来的妆奁昂贵和普通人的相对贫困,还有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等等。溺婴问题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人口的减少和人口性比例的严重失调,与此同时也给当时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清代山西溺婴问题研究

清代山西溺婴风习盛行,由于持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比例大,数量多,从而引发人口比例失衡、恶劣婚俗蔓延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为此,山西地方官吏和乡绅通力配合,采取法律严禁和社会救济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溺婴风习的蔓延,但溺婴之风在清代山西社会由于多重矛盾交织,难以彻底根除。本文试图以清代山西地区为例,结合地方志等史料,对清代山西溺婴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论述,以完善学界关于清代山西溺婴问题的认识。

晚清至民国时期广东的溺婴现象

晚清至民国时期,溺婴现象在广东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清代地方官员常将溺婴视作一种恶俗,故其应对措施侧重于劝诫、慈善而不是法律严禁。到民国时期,在“男女平等”“强国保种”等思想和话语影响下,观照溺婴的视角从地方层面上升到民族、国家层面,广东本地的禁溺实践成为国民政府应对溺婴的一系列行动中的组成部分,政府应对溺婴的措施也变得更强调“严禁”。另一方面,来华西人在观照广东溺婴现象时,多将溺婴视为中国人道德低下、文化落后的表现,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必要性、正当性也由此而被建构出来。

清代溺婴现象研究述评

溺婴现象,可作为研究传统中国的宗教、法律、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值得深入分析。关于清代溺婴现象的已有成果主要分为通论式、专题式、区域式三类,研究之层面和内容较为多元,但也存在史料有待扩展、理论意识有待加强等问题。未来的研究推进应在强调史料拓展的基础上,重视借鉴多学科的理论资源,特别是性别研究方面的理论资源。

民国时期福建政府对溺婴的救助

有关福建溺婴习俗的记载，可追溯到唐代《全唐诗》顾况的《囝一章》。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溺弃婴现象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民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极大关注。福建政府为救助溺弃婴作了不少努力，具体表现在禁令溺婴、设立育婴机构、开展救济等方面。

宋代溺婴习俗的治理及其历史启示

宋代社会,溺杀婴儿的陋俗与充满人文精神的时代风貌、看似发达的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障机制并存于世。宋朝政府利用法律规范和各种社会救助手段治理溺婴风俗,但效果并不理想。生育习俗、天灾战乱、赋税徭役共同促成了溺婴习俗的出现,其中沉重的赋役负担是造成溺婴习俗整而不治的主要原因。根除封建体制痼疾,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改善民众生活才是解决溺婴问题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