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上的“悲”: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叙事芦笙史歌“阿作”田野调查与研究

“阿作”是滇东北次方言苗族用于缅怀先辈迁徙的芦笙叙事史歌,内容反映苗族先祖蚩尤部落在与黄帝、炎帝部落的战争中失利,先逃出的年轻人返回城内寻找失散族人,最后安全撤离的场景。现已衍化为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婚礼上最隆重的仪式,且在男方家“正酒”当晚,表演形式为芦笙和古歌同时进行。该仪式沿袭历史事件中队伍的组合,有特定的人员结构顺序,酒、芦笙、古歌缺一不可。通过吹唱“悲”的历史教育子孙后代,传承族群文化。由于滇东北次方言苗族芦笙发音管是参照苗语声调而制,芦笙曲调与苗语发音有切合之处,故而苗族先辈在逃亡和寻找族人的过程中,通过芦笙传递信息。仪式过程中,芦笙手根据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及时间先后,严格按顺序吹奏,所吹曲调实际是通过芦笙讲述当年的逃亡过程,并配以不同的脚步动作,代表事件发生的不同场景,同时,歌师配合芦笙唱相应的古歌,因此,“阿作”仪式也被人们称之为“苗族‘阿作’芦笙舞”。

试析苗语滇东北次方言量词词型变化的特征

量词的主要功能是计量,如"一个人"、"一棵树"中的"个"、"棵"等,这在苗语的几大方言中都基本是一致的。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了苗语滇东北次方言中的量词,出现了词形变化的情况,它除了表现在声母、韵母、声调上以外,还表现在修饰成分方面。

滇东北次方言老苗文与苗文谱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上)

滇东北次方言老苗文,是1905年左右由英国传教士柏格理为传教的需要,在滇东北汉族传道员李斯提反和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等人的协助下,根据拉丁字母和苗族服饰图案,以石门坎苗语为标准音创制的拼音文字。这套拼音文字其字母形状和发音与拉丁字母近似,称“柏格里苗文”或“石门坎苗文”,亦称“滇东北老苗文”。基督教仪式有大量的赞美诗,为了让苗族信教群众尽快学会唱诗,柏格理参照英国首调唱名法的原理,采用这套苗文的声母和韵母创制了一套苗文字母乐谱。七个基本音阶是在老苗文的24个单音声母中选用了七个发音接近简谱的声母。韵母代表音高变化。苗文谱选取三个韵母,根据音的高低,按照苗语声调的位置分别加在声母右边,构成苗文谱的高低八度音和升降半音。

滇东北次方言苗族民间口传古歌谣委婉语的探讨

委婉语是为避免交流双方出现尴尬、恐惧或不快等现象,说话者根据言语情景或交流对象的不同采用的一种交流方式。在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古歌的田野调查记录中,有很多委婉语词在母语韵律诗歌中呈现出来,通过对这些委婉语词的探讨和分析,可以深入了解苗族社会生活中母语的使用功能,并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

苗族舅权制的现代遗存——以滇东北次方言区为例

从苗语滇东北次方言区对舅舅、舅母这一身份的特殊称谓,以及舅舅在婚嫁等民俗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可窥探舅权制在苗族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文化痕迹。

滇东北次方言老苗文与苗文谱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下)

滇东北次方言老苗文,是1905年左右由英国传教士柏格理为传教的需要,在滇东北汉族传道员李斯提反和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等人的协助下,根据拉丁字母和苗族服饰图案,以石门坎苗语为标准音创制的拼音文字。这套拼音文字其字母形状和发音与拉丁字母近似,称“柏格里苗文”或“石门坎苗文”,亦称“滇东北老苗文”。基督教仪式有大量的赞美诗,为了让苗族信教群众尽快学会唱诗,柏格理参照英国首调唱名法的原理,采用这套苗文的声母和韵母创制了一套苗文字母乐谱。七个基本音阶是在老苗文的24个单音声母中选用了七个发音接近简谱的声母。韵母代表音高变化。苗文谱选取三个韵母,根据音的高低,按照苗语声调的位置分别加在声母右边,构成苗文谱的高低八度音和升降半音。

滇东北次方言苗族传统芦笙制作田野观察与研究(上)

滇东北昭通市大关县天星镇苗寨的王氏传统六管芦笙制作,在滇黔川交界一带已有百多年的历史。第五代传人王杰锋制作的芦笙,于2006年成功申报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王杰锋本人于2007年也在国家级传承人行列中榜上有名,其子王爱华,是第六代传人。王氏制作芦笙的核心技术,是发音管的安装和簧片的制作。王氏芦笙制作,从严格的选材到繁杂的烘干处理、独到的簧片改良、紧实耐用的树皮箍、严丝合缝的穿管及簧片的卡槽固定等技术,使其制作的芦笙,音色明亮、经久耐用,得到了苗族同胞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王氏父子的芦笙制作技艺,在国家及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每年都在由地方政府举办的“苗族芦笙传统技艺培训班”上传承教授,无私地把家传的芦笙制作技艺,传授给前来学习苗族芦笙制作技艺的学员。

滇东北次方言苗族传统芦笙制作田野观察与研究(下)

滇东北昭通市大关县天星镇苗寨的王氏传统六管芦笙制作,在滇黔川交界一带已有百多年的历史。第五代传人王杰锋制作的芦笙,于2006年成功申报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王杰锋本人于2007年也在国家级传承人行列中榜上有名,其子王爱华,是第六代传人。王氏制作芦笙的核心技术,是发音管的安装和簧片的制作。王氏芦笙制作,从严格的选材到繁杂的烘干处理、独到的簧片改良、紧实耐用的树皮箍、严丝合缝的穿管及簧片的卡槽固定等技术,使其制作的芦笙,音色明亮、经久耐用,得到了苗族同胞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王氏父子的芦笙制作技艺,在国家及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每年都在由地方政府举办的“苗族芦笙传统技艺培训班”上传承教授,无私地把家传的芦笙制作技艺,传授给前来学习苗族芦笙制作技艺的学员。

“书同文”:对于滇东北次方言苗文通用文字统一使用的反思

20世纪早期,基督教传入滇东北地区,许多苗族委身其中。传教士为了传教的方便与当地的苗族和汉族信徒合作,为没有文字的苗族创立了文字,即"柏格理文"。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又陆续创立了"拉丁新苗文"和"规范苗文"。这三种文字一直在滇东北苗族聚居区并行使用和推广,形成一种"混杂"的情况。近期,滇东北苗族形成共识,要统一使用自己的文字。这样的情况与秦代的时局颇为相似。因而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滇东北次方言的统一和推广。

滇东北次方言苗语?au31字被动句研究

滇东北次方言苗语被动句主要以有标记的介词型被动句为主,其标记为?au31,它来自实义动词“(打/击)中”,后虚化为介词作被动标记,因而在共时层面上,它既可做实义动词,也可做被动标记。而含被动标记的被动句句式结构具有多样性,其中“N1+?au31+N2+V”为典型的被动句句式,因而施事论元、受事论元是动核结构中动元所联系的内围成分,动核具有丰富的语义特征。而苗语被动句主要用于表消极义,也有少部分用于表积极义和中性义。

滇东北老苗文的历史与现实探索

20世纪初,基督教循道公会开始在乌蒙山苗族地区传播的时候,传教士便会同苗、汉知识分子依据苗语滇东北次方言创制了一套苗文,一般称之为"滇东北老苗文"或"石门坎苗文"。这套苗文曾广泛流传使用于滇黔川一带的苗族地区,是国内外苗文中创制较早、推广使用影响较大的一套文字。滇东北次方言苗族现行的三套苗文各有优劣,为了该方言区苗语文的良好发展,以及苗族民众能更好的学习使用苗文,我们应本着开放包容、严谨认真、科学专业的态度,对滇东北次方言苗文进行改进和规范。

民族音乐学视域下苗族诗班合唱音准探究的田野调查与研究

云南基督教的唱诗班,由当地教会里的苗族信众组成,一般是信众中歌唱能力较好的一群人,他们主要是负责教会礼拜日的唱诗及带领其他信众敬拜。唱诗班的唱诗,可以说是整个基督教仪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演唱的形式,主要为多声部合唱。合唱既有独立的横向旋律运动,又要构成纵向的整体和声效果。要做到整体的和谐,音准是其核心关键,各个声部间除了唱准自己的音高,还要与其他声部融合,构成和谐的音程关系。云南当地的信众在经过认真的学习和不断的实践,很快熟悉并掌握了这种外来的、陌生的多声部歌唱形式。基督教音乐属欧洲十二平均律系列,与云南当地苗族传统民歌的五声音阶截然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信众们对音准的把握。笔者通过对云南省昭通地区滇东北次方言苗族教会唱诗班的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从心理、文化、习俗及语言等方面,探究唱诗班合唱音准的原因,以弥补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

昭通苗族语言文字述略

昭通苗族所操语言主要是滇东北与川黔滇两个次方言。由于长期与汉、彝民族杂居,昭通苗语中夹杂着大量汉语和部分彝语借词。三大方言苗族都传说古时曾有文字,但均失传了。20世纪初,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到昭通传教,在石门坎研制了一种俗称"老苗文"的文字。1956年国家为三大方言区苗族创制文字时,对"老苗文"进行了改革,称滇东北苗文。改革开放后,一种创制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老挝拉丁字母苗文,传入川黔滇次方言苗语区。目前,昭通两个次方言的苗族面临着多种苗文的竞争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