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道光年间滇铜京运问题探析

滇铜是清廷铸币的重要原料之一,滇铜京运是当时一项浩大的运输工程。嘉庆道光间,滇铜京运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如运输延误、事故频繁。这些问题,有自然原因、运输体制问题及长期长距离运输产生的诸多弊端。清廷对此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收效甚微。

滇铜京运与清代昭通开发的现代启示

在有清一代银铜双本位货币体系下,滇铜及滇铜京运,卷入数以十万计的铜矿工人和运输工人,穿越中国大地八个省共万余里,绵延两百余年,成为一场感天动地的壮举,既在宏观上支撑了清王朝的半壁江山,也在微观上对昭通一地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昭通的铜斤生产是整个滇铜生产中不可忽略的部份,另一方面滇铜京运中有四条路线纵贯昭通全区,在滇铜运输中作用巨大,甚至有"滇铜运输第一线"之称。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清代昭通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它从盛转衰的过程也留下相当的启示可资后人取鉴。

清代滇铜京运对沿途的影响研究——兼论明清时期中国西南资源东运工程

明清时期存在一个包括西南地区木材、滇铜、黔铅、川米、犀象、药材等物资的“西南资源东运工程”,实际上是一种资源东西部跨区域调配,形成一个庞大的东西转运系统工程。其中,“滇铜京运”工程对云南铜矿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促进了云南地区、长江和运河两岸交通与城镇的发展,客观上增加了沿途地区民工和下层官员增收的机会。其消极意义是增大了云南、长江和运河沿线地区行政管理负担,地方政府、官员用各种手段侵占运铜经费,用不法手段弥补亏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长江、运河沿途的正常运输和社会治安。

清代“滇铜京运”源起

康熙五十五年(1716)始,京师户部、工部鼓铸制钱需铜主要由江苏、浙江等八省办解产自东洋的“洋铜”。雍正年间,“洋铜”减少,云南出产的滇铜产量则因政策调整特别是“东川归滇”而大幅增长,京师鼓铸用铜需求与云南地方政府为解决产量增长造成滇铜壅积的需要相契合,滇铜发展迎来契机。京师鼓铸使用滇铜数量不断扩大,从运赴汉口供办铜诸省采买,发展到“三省采买滇铜,五省采办洋铜”,再到代京局“铸钱运京”,“铸钱运陕”。乾隆朝“洋铜”进一步减少,京局鼓铸用铜数量亦减,并由“滇洋各半”到全部使用滇铜,以及额外增加170.4万斤滇铜运京,每百斤加耗铜8斤,带余铜3斤,共计633. 144万斤,确定为每年运京供铸定额,自乾隆五年(1740)始,持续百余年。此即所谓“滇铜京运”,历经近10年不断调整和发展后最终定型。

清代滇东北地区的银、铜开发与外运研究

清代以前,历代中央王朝统治滇东北地区多以防范为主、开发为辅。清初,政府在滇东北的治理转为以开发为主的阶段,滇东北逐步建立起与内地相似的行政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历史上,滇东北曾长期是国家沉重的政治经济负担,清代通过以银、铜为核心的开发与外运,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滇东北自此成为稳定西南边疆和发展边疆经济的主要支撑点,为国家节省了统治成本。滇东北地区从清代开始彻底摆脱了历史时期那种半独立、半孤立的状态,参与到已经逐步形成的全国市场,成为全国银、铜等产品的主要供给地、人口安置的新区域,促成云南矿业持续百年的鼎盛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