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胀风险下的宏观经济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

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转移和扩散,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下滑,已远低于潜在增长率;而由宽松货币政策所导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在不断增加,通货膨胀压力正逐步显现。在外需短期无法恢复、内需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滞胀的风险在逐步加大。VEC模型结果表明:货币流通速度、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共同决定我国通货膨胀率。当经济景气程度上升、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时,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会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现阶段应在有效监控经济景气程度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微调,以便提高政策搭配效果,有效化解风险。

滞胀风险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选择

近期我国经济呈增速趋缓、物价攀升的边际滞胀态势。阻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主要是人口红利减少、储蓄—投资转化率低和制度不完善,引致我国通货膨胀的因素主要是政府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企业成本上涨和公众的高通胀预期。借鉴国内外有关滞胀治理的理论研究,我国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劳动的收入份额,增加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保投入,实行结构性减税,完善科技投入体制,完善产权、户籍、社保和行政法律制度,明确货币政策的币值稳定目标,合理引导通胀预期。

高通胀加剧全球经济滞胀风险

2022年6月26日,国际清算银行发布报告称,全球经济面临进入高通胀时代的危险,通胀威胁加上增长前景疲软和金融脆弱性使得经济滞胀风险正笼罩全球。此次通胀伴随疫情冲击和俄乌冲突等不确定性因素,颇具挑战性,各国央行在收紧货币政策的同时担心紧缩政策会进一步加剧经济滞胀风险。

全球经济滞胀风险上升及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超宽松政策刺激叠加地缘政治冲击,供应链不稳定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推动全球通货膨胀攀升。为应对通胀,多国央行宣布加息,尤其是美联储超预期加息,全球将进入紧缩周期,“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可能性加大,成为全球经济自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主要风险点。为应对全球范围内可能出现的滞胀格局及国内三重压力,我国宏观政策要主动发力,积极应对输入性通货膨胀,确保中长期通胀预期稳定与中国经济平稳增长。

中国经济的滞胀风险

从过去的十二个月的数据来看,M2月度增长率基本都是处于一个下降的趋势当中,除了今年二月份的略有回升与四月份的持平外,其他十个月都较上月有回落.M2月度增长率从去年8月的21.6%的高点下降到今年8月的13.6%.已低于全年增长17%的预期目标.

反通货紧缩:政策选择和滞胀风险——历史经验和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历史案例分析表明 ,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经验告诉我们 ,反通货紧缩的宏观政策对短期经济状况的调整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采取单纯的总量政策和需求政策治理通货紧缩 ,从长期看有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不均衡。总量政策的使用要适度 ,经济调控政策要实现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的结合 ,要兼顾微观基础。外部冲击是恶化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原因 ,因此 ,开放经济下的一般均衡分析是现今各国制定治理通货紧缩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中国面临的通货紧缩有一定的特殊性 ,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经济转轨及体制变革、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微观行为的变化有关系 ,在现阶段 。

中国经济“滞胀风险”的特征研究

利用1991-2010年的数据,对我国的主要经济指标进行分析,做出"中国经济存在滞胀风险"的推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我国经济的"滞胀风险"特征做了全面研究。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面临劳动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增长下滑、资源环境恶化等严峻挑战。除了央行已经实施的紧缩货币政策和住房"国十条"等措施外,提出财政政策、收入政策和人力资源政策等政策选择。

经济滞胀风险及其宏观政策选择

我国经济的深层隐患不仅是通胀问题,更是通胀、停滞与失业并存的"滞胀"问题。相关分析表明,滞胀的风险来自于"投资拉动、出口依赖"的经济增长方式、货币超经济发行、流动性过剩、收入分配失衡、外部输入性以及不合理的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叠加作用。抑制政府的投资冲动和财政需求,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公平、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的内生型增长是今后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

全球经济滞胀风险显著增大

以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为主要特征的滞胀,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终结了此前长达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并开启了此后以新自由主义为突出标志的世界性改革与全球化高潮。近期出现的诸多新动向表明,全球经济似乎又在重蹈半个世纪前的覆辙,陷入令人担忧的“新滞胀”。尤其是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供给扰动、增大通胀压力和加息周期的快速降临,全球经济面临的滞胀风险正在显著增大。

全球需携手应对滞胀风险

在充分吸收、借鉴过往应对滞胀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国际社会应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滞胀风险。近期,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加速转向,对抑制来自.供给侧的通胀作用有限,而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衰退,全球经济“滞胀”风险明显上升。

日本经济:从通缩困境到滞胀风险

曾在上世纪5060年代创造了高速增长奇迹的日本经济,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达30年的通缩困境之后,目前又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滞胀风险。尤需关注的是,长期以来,通货紧缩一直被认为是日本经济深陷长Jiang Ruiping期萧条的主要原因,日本政府和央行也始终将摆脱通货紧编视作首要政策目标,而到近期,当物价水平好不容易显露快速上升势头之时,却发现又面临更加难以应对的滞胀风险。

短期冲击、长期萧条、滞胀风险——新冠危机对经济影响的几点预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可能导致短期冲击,也可能引起长期萧条,更可能带来滞胀风险。中国经济短期出现滞胀的风险更大,要研究应对可能出现的滞胀的措施。

2022—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受宏观政策收紧、疫情形势延宕反复、地缘政治冲突升级、重大气候灾害频发等因素冲击,2022年世界经济增速明显下滑。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交织叠加,在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的短期因素不断涌现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也日益凸显。抑制通胀与经济软着陆的艰难平衡、美欧宏观政策转向的溢出效应、大规模国际制裁的负面影响、区域经贸科技机制政治化、全球粮食危机等方面的态势和趋势,需要关注和研判。鉴于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呈现的种种迹象及各种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2023年世界经济复苏将面临更大压力,经济增速进一步降至2.5%的可能性较大。

风高浪急彰显韧劲 踔厉奋发再创新绩——《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评读

2022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从国际看,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乌克兰危机复杂演变,世界经济滞胀风险上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从国内看,疫情反复延宕,高温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叠加,稳增长稳就业困难增大。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中国经济稳中有进迎难而上举世瞩目

2022年,中国经济在波动中回稳向好,综合经济增长、居民就业、物价水平等指标来看,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表现突出,彰显出大国经济韧性和影响力。5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5%以上,好于全球平均水平;10年来,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居于首位。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2022年,国际环境风高浪急,世界经济滞胀风险加大,疫情反复延宕、高温干旱等超预期因素影响明显,面对困难局面,我国经济顶住压力持续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达121万亿元,继2020年、2021年连续突破100万亿元、110万亿元之后.

中国国际资本流入:周期变动、冲击因素及负面影响

笔者利用VEC模型,对1982年～2008年间中国资本流入与国内经济增长存在的变动趋势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同周期变动;国内经济增长率、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国内股票收益率与房地产价格变动对中国资本流入的规模和速度会产生较强冲击;国际资本流入的周期变动能引发人民币出现新一轮内外价值偏离,能延缓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还能放大外汇储备贬值风险,甚至增强宏观经济出现滞胀的可能性。

论“高增长、低通胀”奇迹的终结

文章基于全球的视角进行研究,认为能源、土地、劳动及包括农产品在内的主要成本不可逆转地增长与多年来不断积累的超额货币,是中国当前通货膨胀率上升与经济增长率下滑最重要的原因;通货膨胀率上升与经济增长率下滑绝非短期的暂时现象,而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趋势性现象。"高增长、低通胀"奇迹已经终结,如影随形的,是滞胀风险的积累。

“后危机时代”的课题

中美经济最近出现的回暖意味着世界经济开始步入"后危机时代"。该文提出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未来所面临的挑战和需采取的应对措施。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中国经济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过程中所面临的考验,同时,从供需两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紧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关键一招”

加快科技创新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实现。浙江需未雨绸缪,积极出台相关政策,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避免产业空心化目前,全球通胀压力不断加剧,各国复苏受到巨大的阻力,全球经济存在滞胀风险。20世纪“大滞胀”时期,美国在1973-1982年遭受了四次经济负增长,GDP十年平均增速只有2.0%,通胀在高位震荡,CPI同比有5年都在10%以上,PPI最高时接近20%。

俄乌冲突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及中国对策

俄乌冲突对国际贸易格局具有一定的影响,会导致国际贸易陷入滞胀风险,加快国际贸易货币多元化进程,促使国际贸易产业链、供应链面临调整重构。俄乌冲突对中国国际贸易格局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致使中国国际贸易出口增幅明显下降,贸易对经济拉动作用降低;中国国际贸易资本流动风险增加,人民币汇率稳定难度增加;中国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国际贸易受限。对此,中国要采取加大实体经济投资力度,有效弥补国际贸易缺口;寻求多元贸易投资机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贸易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国际贸易质量等措施,促进中国国际贸易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