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沈阳故宫宫殿建筑看满汉文化的交融

以清初、清代中期沈阳故宫各主要建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不同时期建筑格局、建筑结构的比较研究,提出沈阳故宫宫殿建筑是以中原地区传统的宫殿建筑为本,使用汉族工匠和传统材料、工艺而建造,宫殿建筑将满汉文化融合一体,反映了满族发展进程中对汉族文化的继承与兼容。

清前期的满族民族意识与满汉文化交融

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对汉文化的态度与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完全不同,它既不是渤海式的吸收,也不是金式的掳掠,更不是元式的破坏,而是融合后的君临。面对汪洋大海般的汉文化,他们不是被迫地同化,而是积极主动地学习接受汉文化,同时还自觉地、清醒地抵拒汉文化的包融和侵蚀,极力保持满族本色,利用本民族的政治优势,按照本民族的民族意识将满族文化的影响渗透到汉文化之中,在汉文化厚重的画布上涂抹本民族的色彩,使满汉文化的交流在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上达到最终的融合。

满汉文化融合背景下的乡俗叙事——以辽东岫岩太平鼓烧香仪式音声为例

辽东岫岩太平鼓烧香仪式及其音声具有稳定的汉族文化内核,与中原汉族传统傩祭、汉唐香卷一脉相承,是中原文化在辽东发生同源变异、因土成俗的物化表征;仪式中“吟诵与歌唱结合”“单鼓与腰铃并用”的音声环境、颇具乡土意味的曲调个性,则是区域民众对东北民族信仰传统的承袭与固守。辽东岫岩烧香仪式印证着中原汉族文化与东北满族文化长期的交融互渗,仪式中曲调特质及外显形态实证着汉族傩文化与北方萨满文化的互补融合,是辽东满汉民族具有认同性的“文化共相”。

清代前期科举制度上的满汉文化冲突

科举是汉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清军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统治,采取了科举制度来选官,并允许满族八旗子弟参加科举。从此一大批的满族八旗子弟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八旗子弟汉化趋势逐渐加深。面对大批满族八旗子弟汉化加深的趋势,满族统治者一方面采取了种种措施防止满族八旗子弟汉化,力图保持本民族的国语骑射的祖宗旧制。另一方面,为了稳定统治,又不得不实行科举制度。这体现了在实行科举制度上的满汉文化冲突。

从清代中央行政官职机构词语看满汉文化关系

本文运用文化语言学、民族学的理论方法主要从清代中央行政机构官制词语入手,通过对清朝入关前与入关后中央行政机构官制词语的对比、转变,展现出清朝官制既有承袭明制的一面,又有民族特色的一面,从而进一步说明满汉文化是相互影响、融合的关系,而并非同化关系。

基于跨文化认同与涵化视角下的满汉文化研究

满族建立的清王朝统治中国长达268年之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汉两族文化不断借鉴、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现象。从跨文化认同和涵化角度来分析满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关系,旨在进一步丰富跨文化研究的领域。

纳兰性德与汉人学者的唱和——满汉文化交流的代表

纳兰性德,清代满洲著名词人。他的词能将满文化豪放粗犷和汉文化凄美纤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离不开他作为一个满洲世家子弟先天奋发进取的民族特质,也离不开他后天谦逊好学、结交良师益友的帮助。在其生活和诗词创作生涯中,纳兰性德与汉人学者的学习交流、互动唱和,深刻体现了满汉文化交流的互动。

图像学视野下的民间艺术——东北满族枕顶绣式样与满汉文化融合

本文对满族枕顶绣特有的黑色边围、结构构图、底色选用、多民族文化共存等图像信息进行描述解释,解析精美图像下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清初满汉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在清朝太祖努尔哈赤崛兴后一百年间,满汉文化交流为时势所趋,旗民所望。满族词人纳兰性德与汉族诗人吴兆骞的友谊,是清初满汉文化交融的生动例证,谱写出满汉文化交流的历史篇章。 (一) 纳兰性德与吴兆骞生活在清初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家族上亲与仇、民族上满与汉、政策上张与弛的矛盾,是制约和影响纳兰性德与吴兆骞民族情谊、诗词成就和文化交融的三个重要的历史因素。家族上亲与仇的矛盾,是制约和影响纳兰性德同吴兆骞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要素。纳兰性德的始祖为明海两女真叶赫部长星根达尔汉:“灭呼伦国内纳喇姓部,遂居其地,因姓纳喇。

第一个满汉文化融合的代表人物——纳兰性德

先谈“融合”。 这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一九八○年中国满族文学史学术年会”上就有过小小的“交锋”。主要交叉点是对“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使用。 概括一下,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但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则一律用“民族融合”,避免用“民族同化”。这是较流行的一种看法。 其二,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要分别使用。 民族同化是大的、生产力高的民族。

浅析满汉文化交融在满族谱牒中的体现

满族谱牒是反映满族血缘辈分关系的载体。入关后,满族家谱内容不断由简入繁变化,融入大量汉族元素,兼之带有浓厚的满族特性,形成如今大量的满族家谱。本文从满族谱牒的自身特色和汉文化因素方面浅谈满族谱牒中所体现的满汉文化交融关系。

从“泰山龙脉”之争看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一月二十四日,康熙皇帝在行宫畅春园同阁臣李光地等人议毕政事之后,忽作了有关泰山山脉源起的发问: 康熙:“汝等知山东碣石等山脉,从何处来乎?” 李光地奏曰:“大约从陕西、河南来。” 康熙:“不然,山东等山,从关东长白山来。即如山海关与山东登莱相对,渡海不过二百里,中系海套,凡山东泰岱诸山来脉,俱从长白山来,来尤甚远,不知里数。”(引自《圣祖实录》卷二四○,对话皆用原文) 这一番君臣对话,遂引出“泰山龙脉”这一有名的论题。随后,康熙刊布所作《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一文(收入《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四集》卷二七《杂著·康熙几暇格物编》,此文习称《泰山龙脉论》),对此事详加申说。 日理万机的康熙帝,何以在朝乾夕惕之中,而对五岳之一的泰山频频注目,以至遣使浮海查其脉络,并发论于政堂,刊文于域中,难道仅是这位酷爱科技的君主兴之所致的“格物穷理”吗?

论满汉文化交融与蒙古族音乐的相对独立发展

论满汉文化交融与蒙古族音乐的相对独立发展赵毅一问题的提起自秦始皇赢政于公元前２２１年统一中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历朝各代变换更迭，中国的国土疆域均由汉人统治，惟元、清两朝是少数民族统治了中国。一个统治集团，能够征服各方，统一并控制全国，固然有其政治、经...

论满汉文化交融下的丧葬舞蹈《摆字龙灯》

河北保定国家级“非遗”舞蹈《摆字龙灯》,是源于承德离宫的清音十番伴奏的宫廷龙舞形式,成型于清西陵守陵人为祭祀雍正帝而形成的祭典舞蹈形式,现今流行于河北易县忠义村农民们的节日性、民俗性舞蹈。《摆字龙灯》舞蹈的主体形态为龙,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图腾崇拜与精神象征,是汉族标志性的民间舞蹈种类,“摆字”之形式的记载则是来自于唐朝武则天命人摆形以彰显功德,庆福祝寿,也是来源于大汉民族的文化影响。而“断龙”谒陵则是在满族特有丧葬文化影响和满清陵寝文化制度中所形成的。由此可见,“非遗”舞蹈《摆字龙灯》孕育着汉族文化和满族文化交融的内在基因和满汉一家亲的文化寓意,从而形成现今所特有的舞蹈形态。

乾隆帝诗文中体现的满汉文化交融

乾隆帝作为清朝“康乾盛世”之一的帝王,其自身体现的文化交融是清朝各民族良好发展的重要指向标。乾隆帝诗文留存众多,在诗文中体现的文化现象引起学界讨论。本文以乾隆帝御制诗文为研究基础,通过对诗文中关于习俗、节日和祭祀的相关描述,研究乾隆帝诗文中体现的满汉文化交融。乾隆帝在推动经济发展、儒家文化繁荣,以及学术进步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乾隆帝诗文是研究乾隆帝与汉文化交融关系的佐证,也为现今研究满汉文化关系提供参考。

发前人子弟书研究未有之新声——写在《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与满汉文化融合研究》前面

子弟书是乾隆初兴,光绪末衰落,百多年历史的满族民间说唱艺术,郑振铎、孙楷第、傅惜华、阿英、赵景深、吴晓玲、关德栋等现当代俗文学研究大家,均有专论。与这些前辈成果相比,王立教授《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与满汉文化融合研究》一书,另发新声。无论是对子弟书中“悲秋主题”“牡丹意象”“类型形象”“叙事艺术与伦理关怀”等继承、改编的文学——审美之学理探究,还是对子弟书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聊斋》等古典小说关系考辨,发前人未有之声,在子弟书研究史上增添了新的信息量。与此前多将视野放在子弟书与戏曲、曲艺相互关系的研究,而忽视子弟书与古代文学观念及长篇章回小说关系之探究,形成鲜明反差,也抓住了子弟书文学史、文化史价值的本质。

满族说部是满汉文化融合的结晶——以《金世宗走国》为例

满族说部具有浓郁的满民族特色和东北地域特色，同时，其叙述原则、文学特点、故事情节又继承了我国传统的讲史和说话传统，包括对汉族文学经典的借鉴都体现了说部对汉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本文以《金世宗走国》为代表，试论说部满汉文化融合的特点。

明遗民与清初满汉文化的整合

在清初社会的重建过程中,满汉两种异质文化经历了从冲突到调融再到整合的演绎,与之相谐应,明遗民对清廷的态度也发生了从抗争到徘徊分化再到合流的转捩。满、汉文化与明遗民呈显一种双向互动关系,遗民现象因满、汉文化的紧张而凸显,亦因满、汉文化的调融而淡化。透过这种互动关系来探赜清初历史,将会得出合理的历史结论。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满汉文化交融——以《儿女英雄传》为例

《儿女英雄传》是清朝满汉文化融合的典范之作,无论是人物形象、语言运用,还是叙事内容、思想内容等方面都体现了满汉文化交融的特点,从本书对满汉文化融合的反映可以看出,清朝时期的满汉文化融合具有全面性、自觉性等特征,同时满汉文化的融合还受到了潜在民族意识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