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姓名演变中的满汉融合

满族有着许多的古老姓氏,这些姓氏的来源各具特色,有的源于古老的部族,有的则是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同时,满族的人名也具有其特色,如多用吉祥、祝福的字眼,如“福”“寿”“康”“宁”等,并且常常在名字中使用数字和颜色等元素。然而,随着清朝逐渐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满族文化逐渐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满族姓氏和人名也发生了改变。现从满族姓氏和人名的演变中探究满汉文化的融合过程。

清代法律的满汉融合——以旗奴告主法律的变迁为中心

清入关前所定离主条例鼓励旗下奴仆通过首告家主的不法行为,获得离主的机会。入关之初,即便与顺治律中严禁家奴告主的律文完全冲突,官方仍旧允许旗下家奴首告家主。康熙、雍正年间,官方在旗下家奴告主的立法上表现出一些游移:既开始吸收顺治律中“干名犯义”条文制定相关条例,对家奴告主的行为做出一些限制;又比照关外法条新定一些鼓励家仆告主的条例。至乾隆年间,官方才彻底接受“干名犯义”律条,严惩旗下奴仆首告家主。官方对旗下家奴告主的立法,从依照关外传统予以鼓励,到逐渐接受内地法律,最终转向严惩旗奴告主,是满汉法律融合复杂过程的真实写照。

清代八旗汉军的瓦解及其社会影响——兼论清代满汉融合过程的复杂性

清朝满汉文化的矛盾与融合过程,其最典型时期约有150年,即从天命到乾隆中期。八旗汉军不仅是这种矛盾斗争的产物,也是汉人满族化的例证,但仍是"在旗的汉人"。这种特殊身份,反映出汉军社会地位的双重性。汉军本身的改造和复杂的变化,使其成为瓦解八旗制度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汉军人已经成为满族走向汉化的媒介与桥梁,而淹没在广大汉人之中的驻防汉军八旗的重新汉化,不仅是乾隆帝实行汉军出旗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对旗人汉化的无可奈何的一种承认。清朝对汉军人的区别对待,并不具有民族差异的认识,完全是一种政治控制手段。乾隆以后允许部分汉军仍留在旗内,其实只是对汉人仍然采取分化政策的表现。

满汉融合的清代宫廷饮食

本文叙述了清代管理宫廷御膳的机构内务府、光禄寺及其下属机构的职能，较为详细地说明了宫廷日常膳事的状况，分析了清代宫廷饮食中满族菜、山东菜、苏杭菜三种饮食风味的特点。

满汉融合在清朝宫廷饮食中的体现

清朝作为一个少数名族建立的政权,建立之初民族特征明显,在生活习惯、风俗、政策、社会体制等各方面与汉族存在很大的区别。但随着入关后满族与汉族各方面交流的增多,以及清朝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满汉融合得到不断的加强,其中一体现突出于宫廷饮食上。宫廷作为全国统治的核心,是历朝历代社会的中心。宫廷饮食代表着那个时代饮食的最高水平,也可以看成是具体而微的时代体现。此文主要是从清朝宫廷饮食的变化中探究满汉融合的趋向。

论清末报刊舆论界的满汉融合思潮

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忧外患下民族意识的觉醒,救亡图存思想的盛行,使满汉融合思想不断发展,而以往史学界对舆论视野下的满汉融合思潮关注不足。这一时期的报刊舆论,一方面从民族与国家的宏观角度对满汉融合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进行理论上的论述,另一方面从微观角度对促进满汉融合的具体措施展开讨论。满汉融合思想由此得以丰富,满汉融合思潮发展为排满思潮外的另一重要社会思潮。

吉林省满汉融合区域乡村住宅院落空间布局探析

各民族在特定生产生活方式下形成的乡村住宅院落空间布局模式,是村民适应自然环境和人文化境的结果,是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吉林省满族和汉族在各自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各自形成了各自具有民族特色的院落空间布局模式。由于人口的流动,导致满汉融合区域的形成,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景台镇是典型的满汉融合区域之一,其院落空间布局模式与满族和汉族传统的院落空间布局存在差异,具有满汉融合的特征。以院落中正房的位置为参考依据,梳理出满汉融合区域内乡村住宅院落空间布局的三种布局模式,从满汉融合的视角出发,对院落空间的布局模式进行分析。

清代内务府汉人与满汉融合

清代内务府汉人来自汉族,数量庞大,隶属内务府,拥有旗籍,地位高于民人。内务府汉人本身随着入旗渠道不同,身份和地位随着历史演进还有差异和变化。内务府汉人因为法律身份和经济地位等原因,其民族认同和族群文化在有清一代尤其是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后呈现出反复和多样的变化特征,与此对应的是满族文化也呈现类似的变化,二者从互相影响到趋向融为一体。

从清代东北汉族流人与流民群体看满汉融合

清代东北汉族流人与流民群体的形成,为东北地区带去了许多汉族的思想文化以及汉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促进当地文教事业以及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了满汉民族之间的联系,使满汉民族不断走向融合发展的道路。

论清代中央官制中的满汉融合

中央官制作为政治制度中重要的一环,乃国之大事。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后,不断汲取和借鉴汉族优秀的政治制度文化,完善中央官制,体现了其对汉族政治文化的认同。清代中央官制大体承明制,这也是满汉融合在政治上的体现。与此同时,清代中央官制也保留了满族的民族特色,在两种政治文化的碰撞中不断融合,成为有清一代独特的中央官僚体系。

清初满汉融合的典范——满族儒臣徐元梦述论

徐元梦,历仕康雍乾三朝,官至户部尚书,署理大学士,是清初满族儒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深受汉文化影响,服膺儒学,谙熟汉文,在政事、翻译、修书、官方教育、诗歌创作方面多有建树。他与汉族官员士人的交往也颇为密切。他的品行、学问、交友活动反映了康乾时期满汉文化交流加深和满汉关系融合的趋势。

满汉文化融合背景下的乡俗叙事——以辽东岫岩太平鼓烧香仪式音声为例

辽东岫岩太平鼓烧香仪式及其音声具有稳定的汉族文化内核,与中原汉族传统傩祭、汉唐香卷一脉相承,是中原文化在辽东发生同源变异、因土成俗的物化表征;仪式中“吟诵与歌唱结合”“单鼓与腰铃并用”的音声环境、颇具乡土意味的曲调个性,则是区域民众对东北民族信仰传统的承袭与固守。辽东岫岩烧香仪式印证着中原汉族文化与东北满族文化长期的交融互渗,仪式中曲调特质及外显形态实证着汉族傩文化与北方萨满文化的互补融合,是辽东满汉民族具有认同性的“文化共相”。

第一个满汉文化融合的代表人物——纳兰性德

先谈“融合”。 这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一九八○年中国满族文学史学术年会”上就有过小小的“交锋”。主要交叉点是对“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使用。 概括一下,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但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则一律用“民族融合”,避免用“民族同化”。这是较流行的一种看法。 其二,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要分别使用。 民族同化是大的、生产力高的民族。

符号学视野下的满汉服饰文化融合

以满汉两民族的服饰为研究对象,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清朝时期满汉的代表性服饰进行梳理和分析。通过对满汉两民族服饰文化的变迁研究,反映了清朝满汉服饰融合的趋势。对服饰融合的符号进行解读挖掘出其深层的内涵,为当代满汉服饰文化的传承和复兴提供参考。

论清代宫廷饮食中的满汉融合问题

本文重点分析了满族传统饮食结构及入关后清朝宫廷饮食结构的变化,试图找寻隐藏在其中的满汉民族关系;以满汉全席为例,通过了解菜品及筵席制度的变化来研究满汉民族关系的变化。汉族饮食结构对满族传统饮食的不断渗透反映了清朝时期满汉民族不断融合的现象。

《圣谕广训》《大义觉迷录》中体现的满汉文化融合

《圣谕广训》《大义觉迷录》都是雍正时期教化万民的典籍,清王朝对两本典籍进行大规模宣传,想以此达到对人民思想上的统治与行为上的规范,但也正是在此种情况下促使满汉两种文明在同一种规章制度中交错相容互为表里。本文就从雍正帝'华夷一家'理论的提出和对儒家文化的学习来探讨满汉两种文化交融的情况。

图像学视野下的民间艺术——东北满族枕顶绣式样与满汉文化融合

本文对满族枕顶绣特有的黑色边围、结构构图、底色选用、多民族文化共存等图像信息进行描述解释,解析精美图像下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满汉元素交融的清代女性服装

清代因为政治原因,对男性服装和着装的要求非常严格,也同样是出于政治需要,对于女性服装和着装的要求宽松很多,清代女性的服装由此呈现满汉元素皆有并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之中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现象。这种融合在从贵族到平民,从礼服到常服的各个层次和方面,以及女性丰富多样的头饰之中都有体现,反过来又进一步塑造了清代的审美和民族交融与认同,是形成今天中华民族审美和价值观的重要阶段之一,也是宝贵的历史和艺术遗产。

清代霞帔与朝褂的比较及成因探析

清代霞帔与朝褂作为清代汉族与满族贵族女子的礼服,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设计艺术审美与民族交流融合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史籍文献、实物图片等资料,比较分析霞帔和朝褂的历史发展、形制、纹样和色彩等方面,并深度探究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得出清代霞帔与朝褂体现了汉、满两个民族在文化审美上的差异性以及交流融合的相似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影响和发展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