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宗学、科举与宗室知识精英的社会认同——兼论新清史“满洲认同”的转向问题

清廷自设立宗学以来,便将其视为培植“满洲认同”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由于缺乏宗室子弟所必要的“社会认同”,宗学内的清文、骑射教育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至嘉庆年间,宗学最终流变成扶植贫困子弟的一所义学。与此同时,科举考试对宗室成员重新开放,宗室子弟在取得了进士、举人新的社会身份后,成为宗室知识精英,在社会身份、社会地位与社会尊严方面备受尊崇。科举制成为宗室知识精英赢得社会认同的纽带。宗室子弟弃“学”从“举”的背后,是满洲子弟价值观由“满洲认同”向“社会认同”外在转向的一个缩影。西方新清史学者所认为的18世纪“满洲认同”经历了一个由“文化”到“制度”内在转向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八旗文化与满洲认同边限:以八旗汉军为中心

清代八旗是多民族群体,因而八旗内共存女真、蒙古、汉族等多元文化。该多元文化的融合,逐渐形成八旗文化。八旗文化的形成过程,相当于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入关后,八旗汉军在满洲民族共同体中逐渐边缘化,到乾隆时期,乾隆帝实行八旗汉军旗的出旗政策,但汉军旗人的出旗并不意味着在满洲民族共同体中排除整个汉军旗人。八旗有明显阶层区分的性质,该阶层区分逐渐固定化而成为世袭身份。国初编入八旗汉军的旗人仍然是满洲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可以享受朝廷的优待。清代旗人族谱是表示身份认同的重要凭证。因此,在《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中利用汉军旗人家谱,探讨满洲多民族共同体的演变中如何看待汉军旗人,以及在族谱中可发现的八旗共同文化特点。

论乾隆时期清朝统治者的“满洲”认同及其政治诉求--以官修礼书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在功成治定之后皆重视礼制建设,其原因在于官方礼仪的象征功能所带来的神圣性与权威性无可替代。其中,神圣性来源于传统礼制所蕴含的“天道”与“人道”相贯通的礼仪,以及礼仪展演所营造的神秘而庄严的氛围,权威性则源自统治者所独占的沟通“神人两界”的绝对权力,统治者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诉求正是通过礼仪文本书写和仪式展演来获得其神圣性与合法性的。乾隆朝统治者在前代礼制建设的基础之上,通过礼书修纂进行礼制变革,向传统礼制中注入了“国语骑射”、满洲礼仪,以及衣冠服饰、满洲族源神话等全新文化元素,进而强化“满洲”认同,其根本政治诉求则是构建清朝统治的合法性。

八旗科举:清代政治文化构建的逻辑与目的

八旗科举的制度构建是不同时期政治文化建构的具象表达。从初创到发展,八旗科举的建构重心从“满汉融合”转向“满洲认同”。最终,“满洲认同”理念走向被汉族政治文化规范的结局。清代政治文化构建的逻辑与目的是通过文化与制度的互动,将满洲本位的权力意识变现,而达成文化政治权力合一的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