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北亚地区汉语教育文献语言研究——以韩国“满洲语”会话教科书为例

近来以明清时期域外汉语教育文献为语料考察同时期汉语口语特征及北京官话的研究愈来愈多,民国时期域外汉语教育文献也逐渐进入研究视野。目前所见民国时期韩国刊行汉语会话书有30部之多,最特殊的一类是以"满洲语"命名的汉语会话教科书,分别为《满洲语速成会话讲义录》《满洲语自通》《满洲语大王》《满洲语讲座》及《满洲语会话问答集》。近代韩国汉语教育的特殊背景及语言政策直接影响到"满洲语"会话书的命名、体例及其内容。"满洲语"会话书是近代韩国汉语教育史中的特类,为早期现代汉语发展史、东北亚地区语言接触史,尤其是域外汉语教育史等提供了语料佐证。

从女真语到满洲语

一、引言正如历史学家不轻易地在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之间划一系列连等式一样,语言学家也同样不轻易地认为以上各民族(或部族)的语言内部具有单向的历史必然连续性。拿形成民族的不同历史阶段作为语言历史分期的依据,本身就不是十分妥贴的作法;何况语言的发展变化远较民族的演进更为复杂。但是,在我们尚未对满族语言的历史演变规律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之前,不妨暂用这种方法作为一个分期的大致依据。我们初步可以把满语的历史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1.公元12世纪以前,女真共同体形成之前。 2. 公元12世纪到16世纪,女真语言文字行使阶段。 3. 公元17世纪到19世纪,满族语言文字行使阶段。 4. 公元20世纪,辛亥革命以后。满语在满洲通古斯语族历史比较研究的领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满语是满洲通古斯语族中唯一具有文字的语言,满族曾在历史上两度造字,遗留下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满文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拼音文字,它能够反映出当时的满语语音的概貌,并且被相邻的亲属语言长期借用;此外,满语的个别方言至今还有保存。因此,无论是进行历时的满洲通古斯原始共同语的古音构拟,还是进行共时的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都离不开满族语言文字这个重要的基点。

从名词复数后缀、格后缀的异同看满洲语与女真语的关系

女真语的复数后缀根据其语音形式可以分作两类,一类属于音节式的-sa/-s/-si;一类属于辅音式的-l/-r。与女真语-sa/-s同属一类的有满洲语-sa/-s/-so,-so不见于现存女真大字石刻中。满洲语的-si与女真语的-si相对应,满洲语的-ta/-t,在现存女真大字石刻中尚未出现。女真语的名词共有10个格,其中主格除在从句以外,其他场合皆以零形式出现,这一点与满洲语相同。主格以外的九个格皆用专门的表音字予以表示,多数格后缀具有和谐变体。这些具有和谐变体的格后缀,一部分在满洲语中已经消失了;一部分简化为无和谐变体的单一形式。相反,满洲语中的源自实词或后置词的次生格后缀,在女真语中没有对应形式。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女真——满洲系统的语言中,没有表示和同格的语法后缀。

18世纪东西方使行文献对满洲语的观感与认知差异

有清一代,满洲语被称为"国语",成为清代重要的交际工具。但由于满族人口相对较少,在民族接触和融合的过程中,满洲语的使用逐渐衰落,直至今天满洲语已成为世界濒危语言之一,因此不同时期满洲语的发展、演变及兴衰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以18世纪英国使华文献巴罗《中国行纪》和朝鲜燕行文献为中心,分析东西方使行文献中对满洲语的观感与认知差异,从域外多文化视角考察18世纪的满洲语。

最初汉语及满洲语《圣经》译者——耶稣会士贺清泰

本文译自《最初中国语·满洲语圣书译成者贺清泰神父》("P.Louis de Poirot,S.J.,the first translator of the Bible into the Chinese and Manchu languages"),原文于2003年发表在韩国《阿尔泰学报》(Altai Hakpo)第13期。著者金东昭是前韩国大邱天主教大学国语学系教授,专注于贺清泰满洲话《圣经》的韩语译注工作。主要著作有:《贺清泰神父的满洲语圣书研究丛书》,其中第一集《满洲语〈马太福音〉研究》已于2011年12月出版;第二集《满洲语〈以斯帖记〉》于2013年8月出版;第三集《满洲语〈使徒行传〉》即将出版问世。本文主要考察了早期来华耶稣会士贺清泰在华期间所译的白话汉语本《圣经》(《古新圣经》)与满译本《圣经》(《满文附注新旧约圣书》),作者通过搜集和整理大量的原始材料与后人的研究成果,对这两种早期译本的译者、版本和译介背景作了较为详实的分析。由于本文的发表时间较早,有些观点及说法已被翻新,但是作者提出的一些学术观点和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本译文已经原作者审定。

日据时期朝鲜半岛“满洲语”会话书特殊词汇研究

目前所见日据时期朝鲜半岛汉语会话书30多部,以'满洲语'命名的汉语会话书最为特殊,主要为《满洲语速成会话讲义录》、《速修满洲语自通》、《满洲语讲座》、《无师速修满洲语大王》、《实用官话满洲语问答会话集》。'满洲语'会话书特殊词汇不包括已进入早期现代汉语并出现于汉语会话书中的日源外来词,主要指日语词汇强势进入并与汉语词汇混合出现的非正常词汇现象,其日源外来词汇的特殊表现形式主要为假名形式日语词及日语汉字词等,其特殊形式及本质属性揭示了日语对汉语的强势入侵,从而为域外汉语教育史及东北亚地区语言接触史等提供了一定的语料佐证。

清代达斡尔族满达双语现象形成的多元基础

从十七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未,达斡尔族同满族间发生了十分广泛的接触与交往,在多方面占据优势地位的满族及其文化,以其巨大的渗透力有力地促进并深刻地影响了达斡尔族和达斡尔族文化的发展与嬗变。在满洲与达斡尔民族接触及文化交往的同时,满达语言接触与影响也在同步进行,并在满洲语影响达斡尔语为主的基础上逐渐演进成为达斡尔族的满达双语现象。有清一代,随着满洲贵族统治地位的确立、清王朝的兴盛和衰亡,达斡尔族的满达双语现象也经历了形成、发展和消失的演变过程。本文试以民族接触与民族相互关系的理论及背景材料为依据,仅分析清代达斡尔族满达双语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基本条件及社会基础。关于其发展过程、双语使用区域、层次等相关问题笔者将另立专题探讨。

日据朝鲜半岛时期汉语教育的殖民色彩

20世纪30年代是日据朝鲜半岛时期1汉语教育从中断到兴起的特殊阶段。日本"满洲"移民计划及"大东亚新秩序"的殖民野心影响了朝鲜半岛汉语教育政策的更迭,殖民官方支持的"新满蒙社"服务于"满洲"移民事务和"满洲语"教育,以"满洲语"命名的汉语教科书充斥着"满洲"事务和政治军事内容,其"满洲"色彩、实用性和工具化体现了日本在朝鲜半岛推行汉语教育的异质化和殖民性,也反映出日据朝鲜半岛语言殖民教育的复杂性和手段的多样化。

满蒙语的互相影响

自古以来国内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的相互交往是很频繁的,尤其毗邻民族更为密切。这样的交往对各民族的文化、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国各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从各方面都在潜移默化地互相吸收,取长补短,充实和弥补各自的不足之处,发展了各自的文化。这是由于各民族间实际生活中的需要而引起的,可以说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现象。我们仅从各民族间语言的互相影响来看,就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汉族的文化比其他民族先进,因而汉语对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科学发展的今天,各民族语言里有很多没有的新词术语就得借用汉语,而丰富发展自己的语言。然而汉语里也吸收了一些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汇,如:蒙语 naadam(纳达慕)、oboo(敖包)、otor(敖特尔)等词已被汉语吸收。“纳达慕”一词用汉语不是不能翻译,可以译为娱乐、游戏。但毕竟表达不出确切的含义。

谈谈满语的京语(三)

第四部分京语与诸语这部分简单地将京语口语与满语阿勒楚喀方言试加比较,然后再与锡伯语稍作比较。一、京语与阿勒楚喀方言的比较满语规范语继承传统的女真语,京语口语以此为基础,所以规范语与京语相近。

“山市河”语音含义探析

黑龙江省海林县的山市河,表面看来颇似以流经山市镇而得名。实则不然,尽管山市镇确实居于山地,但其名称来源却与汉语“山”、“市”词义风马牛不相及,反而派生于从它旁边流过的满语河流山市河。关于“山市”的语源含义,海林县人民政府编制的《海林县地名录》称“含义未查清楚”。(见《黑龙江省标准化地名资料汇编》内部印行本,1982年,第33页)查山市河最早见诸文献,当首推清初编纂之《钦定盛京通志》。该水于书中《宁古塔山川志》载作“

关于契丹数词音读问题

已经出土并为学界所知的契丹小字哀册墓志之中屡见数词。而基数词部份,国内各家早已识解其义,然读音则只拟有两字①。国外虽有拟读,又感难以赞同②。故提出笔者之管见以就正于读者。一、基数词契丹小字通常以原字表记基数词。这些原字应该怎么读呢?读为音素还是音节?或者读作复音节?这关系到对小字整体的认识问题。这认识,如果并非来自一定的研究,它将引人走向歧误。国外的拟读,似与这认识有关。这是拟读过程中必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根据什么拟读?回答自应是根据契丹语词。但文献留给我们的记载太少。就基数词说,《辽史》只记载谓五曰“讨”。余者则不见收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甘止步不前,就只能研求字源并参照北方诸族语言试作拟读。契丹文字乃依据汉字而制。某一契丹字。

女真制字方法论——兼与日本山路广明氏商榷

日本契丹女真文字专家山路广明氏著有《女真字制字研究》(《女真文字制字关研究》)一书,用力甚勤,成果丰硕。氏在该书《序论》中说: “迄今还没有听说有就女真文每一个字进行说文学考证的人。”这虽是山路氏自豪的表白,但是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在山路氏著作发表之前没有人对女真文字的构造,进行过这样逐字的解释,因此山路氏的著作,给予研究女真文字制字方法的人,以很大的启示,这是山路氏在这方面的首创和贡献。但是,当我们认真仔细阅读和钻研山路氏的著作以后,除去佩服山路氏细心钻研的精神和巨帙丰硕的成果之外,也产生了一些与山路氏不同的见解,愿意写出来与山路氏共同探讨和商榷,并就正于这一方面的专家。

回忆与感受

我出生在农村中农家庭,父兄都是农民,以种地为生活来源。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伪满洲国时期。受的是奴化教育,不知道有中国,认为自己就是满洲国人。奴化教育灌输的是,日本亲善、一德一心、日满协和,大东亚共荣圈,皇帝陛下万岁,等等。把"汉语"改叫"满洲语",在教科书上看不到中国字样,让你不知道有祖国,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成了亡国奴,任人宰割,没有自由。

满文《太祖老档》的编纂

一内藤湖南先生最先明确指出:《满文老档》是清朝开国时期的基本史料。现在一般说来对它的史料价值已经是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是,进一步地对这本书的书志(即书的外观、内容、由来等方面的记述)的研究譬如纂修的形式、年代、编者以及与《实录》的关系等问题还不甚明确。几年前我的同学今西春秋氏在研究清朝三朝实录的纂修问题时,开始触及《老档》这方面的内容,并进而提供了很多启示。但他那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因仅限于实录,所以对于《老档》只提出了问题,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那时。

旧北京的“饽饽”与“糕点”

北京人是从什么时候起把糕点叫做“饽饽”的,我没有考察过,但在我幼年时期,即40年代的时候,就听到北京人把糕点叫做“饽饽”了。最初我以为“饽饽”一词是满洲语,后来看了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才知道“饽饽”并非满语。姚元之在书中说:“饽,蒲没切,面饽。”又说:“北人呼为波波,南人讹为磨磨。”可见“饽饽”一词,是古已有之的了。

18世纪文献《八岁儿》中的满语与朝鲜语比较

早在高丽时期,朝鲜就开始女真语的研究,尤其是李朝初期设立司译院后,于1426年(世宗八年)正式出现女真学。司译院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了许多负责女真学的官吏,并通过定期考试选拔女真学译官。此外,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学习女真学,并为女真语的学习和研究出版了许多教科书和参考书。17世纪中叶以后,女真学改为清学(满洲语),为培养满洲语译官由《经国大典》编纂了《八岁儿》《小儿论》《三岁儿》《太空上书》等满洲语学习参考书。《八岁儿》是肃宗二十九年(1703年)由申继黯校对,正祖元年(1777年)满洲语学者金振夏奉命改写而成。《八岁儿》的内容是在汉朝时,八岁儿童机智地回答皇帝的问题,获得赐官的故事。文章适当分段,左边为满洲语,右边用朝鲜语标记其语音,下边用朝鲜语进行解释。笔者对18世纪满洲-朝鲜语对译文献资料《八岁儿》的满洲语和朝鲜语的语音、语法、词汇、句子等进行了比较,以期推动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和朝鲜语历史研究。

Research on Ethnic Culture Elements of Institute English Education for Three Minority Nations by Taking Man Zhouli College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Example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notation of ethnic culture elements of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for Three Minority Nations in Inner Mongolia and comprehensive and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or Three Minority Nation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we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ers, teaching materials, curriculum and so on and feasibl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nationality culture building by the English education of Three Minority Nations in Inner Mongolia on this basis.

明清欧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四)

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基旭尔认为中国古字和埃及象形文字中的蟒蛇、蝰蛇、龙代表火;鸟类代表空气;鱼类代表水中的东西;花叶、树枝代表土地上生成的植物;点和圆圈代表天上的星星。基旭尔承认中国文字在漫长的使用中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远比象形文字要简单。但他又用5个中国'今'字,即'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