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宗对满蒙文词典的敕修及其在语言学方面的意义

在清代高宗时期融洽欶修了很多词典,这些词典很好地收集和保留了当时语言实际,在语言历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满文记音有了进一步规范,语词使用更加准确。

奉天八旗满蒙文中学堂初探

清末,锡良和金梁等人为了保护国粹而创办的奉天八旗满蒙文中学堂,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新式学堂。笔者紧紧围绕该学堂的初创和发展过程,对其教习、学生、教育、堂舍、经费、管理及满语、蒙语、国文、英语等四语教学的特点进行了深入探讨,为进一步了解八旗满蒙教育提供了一个窗口。

谋新与端本——清末满蒙文高等学堂考论

作为近代民族高等教育的开端，满蒙文高等学堂既要“谋新”，即改革旧有八旗教育，以期符合现代学校体制，因应新政改革；同时，该学堂又被赋予“端本”的特殊使命，即造就满蒙藏文通才，以保存国粹，经营蒙藏，最终养成明体迭用之才。满蒙文高等学堂的设计方案颇称完善，晚清政府对此也高度重视，详订章程、广延教习、优待师生。但囿于时局大势，未收其效。民国肇建，学制更新，引发关于前清学堂程度与性质的论争，进而激起中央学会会员互选资格风波，反映出新旧体制转型过渡期的复杂性与艰难性。

清内阁满蒙文合璧文书的形成流程、书写格式及语文特征

清内阁满蒙文合璧文书,集中留存于清内阁蒙古堂档,包括蒙古地方的蒙古文来文及其满文译件、清朝皇帝颁给蒙古地方的满文敕谕及其蒙古文译件。其中,满蒙文合璧来文的形成流程是,蒙古使臣来京后先到理藩院递交信件,理藩院转送至内阁,由内阁译为满文,与原蒙古文一并进呈御览,奉出后抄录,存贮于内阁蒙古堂。内阁满蒙文敕谕的形成途径是,内阁先拟写颁给蒙古地方的满文、蒙古文敕谕并进呈御览,然后将其抄录,存贮于蒙古堂。蒙古文来文及其满文译件和清帝满文敕谕及其蒙古文译件,在书写格式上基本一致,依次为标题、抬头词、正文、礼单、文末用语、文书落款、文书处置记录,行文抬格较为普遍。满文文书因其文字和语法等方面的特征,对解读蒙古文文书构成了有益的参考。

简述满文、蒙古文文献目录及其分类法

国内满文和蒙古文文献分类和编目工作主要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自此开始到目前,各藏书单位陆续编制出版了不少文献目录并出现了诸多分类方法。本文结合前人有关研究成果,以国内部分满文、蒙古文文献目录为例,对其分类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探讨和论述,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民族文献尚无统一的分类法,并且指出了部分文献目录分类中存在的不准确或不妥之处。

清代科布多官学考

乾隆三十二年,清廷在漠北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地设立官学,要求蒙古王公按季入班学习,后改为一年六班,每年选取二十余人,学习内容为满蒙文翻译、法令、办事程式和礼仪等。该官学不在清朝学校系统内,不分等级,不考核,不参加科举,无专门教习和统一教材。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学脱胎于蒙古王公在衙门的值班制度,是值班制度的副产品。清朝在科布多设立官学的目的是让各部王公入班帮助参赞大臣处理事务,顺便学习满蒙文翻译和起草文件,以更好地协助参赞大臣,进一步在中央边疆治理中发挥作用。至清末,因清政府财力吃紧,再加上官学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而被裁撤。

清追封和硕忠亲王碑选址探秘

清追封和硕忠亲王碑,又称"满蒙文碑"或"库里碑"。原址位于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新丰乡库里屯南,有墓、庙和碑亭。遗憾的是,墓和庙及碑亭在后来被破坏,现仅存石碑。2003年,石碑移至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长山镇长山村明珠园孝庄祖陵陈列馆内。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石碑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通高5.82米。质地均为火成岩,碑额、碑座皆呈浅黑褐色,碑身深灰色,碑额呈长方体,正、背面均刻有双龙戏珠图案,碑身刻有15行383个文字,左边7行为新满文,右边8行古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