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界性”法人:我国高校法人滥权的制度特征及治理

我国高校法人滥权具有"双界性"法人滥权的制度特征,这与我国高校以"事业单位法人"为基础的制度设计缺陷有关。法律对"双界性"法人滥权现象必须设置防范机制。虽然存在着公法和私法区分上的困难,但为了从长远确保我国主流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应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及其体系,明确高校法人的公共本性,以公法为约束高等教育法律关系的主法,同时本着私法规则在一定范围内准用于公法人的法律精神,有条件地保留高校民事主体地位及行为能力,以发挥其以收补支、以盈补缺、以市场补公益的正面作用。

滥权监管、领导-部属交换对工作场所偏离行为的影响分析——兼论员工身份的调节作用

区别于社会心理、社会比较、社会认同对滥权监管影响工作场所偏离行为的解释,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视角,考察了领导-部属交换在滥权监管与下属工作场所偏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员工身份特征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对345套下属与直接上司的一对一配套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1)滥权监管对下属的人际指向、组织指向偏离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2)领导-部属交换在滥权监管与人际指向工作场所偏离行为、滥权监管与组织指向工作场所偏离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员工身份特征调节滥权监管与下属人际指向、组织指向工作场所偏离行为之间的关系,相对劳动合同工而言,滥权监管对劳务派遣工人际指向、组织指向工作场所偏离行为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强。

滥权监管对个体工作行为的影响分析——人际冲突与自我效能感的不同作用

本研究旨在探讨滥权监管对工作场所偏离行为、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以及人际冲突与自我效能感的作用。笔者运用结构方程与层次回归分析法对345套员工和主管的配对问卷调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滥权监管对工作场所偏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滥权监管部分地通过人际冲突的中介作用对工作场所偏离行为、组织公民行为产生间接影响;自我效能感对滥权监管和人际冲突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揭开滥权监管影响工作行为的"黑箱",对管理实践有较好的启示作用。

高校法人滥权问题的制度回应方向

在我国,高校自律与他律失衡现象的背后是高校法人滥权问题。高校法人滥权的突出表现,是高校以法人身份发生的经济性行为失控失范。产生高校法人滥权的原因,既与高校自主权的法源复杂有关,也与高校自主权的实际获权过程特别是其行使制度设计缺陷有关。我国高校自主权的行使制度设计以"事业单位法人"为基础,其最大缺陷是未有效界分高校自主权的公、私职能。高校法人滥权对社会和高校自身都具有危害性,约束高校法人"经济人"行为取向的制度改革方向,是适时推进高校法人的"公法化"进程,同时对市场经济体制下高校已缺少不了的少量私权职能予以规范,特别是要清晰界分这两种不同职能活动的特征及范围,切断以私权职能冒充公权职能的暗道。

高校经济性行为失范的后果、原因及法制回应——“双界性”法人滥权的分析视角

近年来,我国公立高校经济性行为失范现象呈上升趋势,影响到教育领域里的公平、公正、公益。公立高校经济性行为失范在我国具有法人滥权特点,这与我国以"事业单位法人"为基础的"双界性"法人制度设计缺陷有关。虽然存在着公法和私法区分上的困难,为了从长远确保我国主流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质,必须不断完善教育法制,改进现有公立高校法人制度的设计,进一步明确高校法人的公共本性,以公法为约束高等教育法律关系的主法,同时本着私法规则在一定范围内准用于公法人的法律精神,有条件地保留高校民事主体地位及其经济行为能力,以发挥其以收补支、以盈补缺、以市场补公益的正面作用,更好地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与学术事业。

是时候规制大股东滥权了

案例1:宁波首富不仅破产,还吃到监管罚单据《中国基金报》报道:7月2日,甘肃证监局发出公告,就银亿股份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问题作出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决定。公司实际控制人熊续强,也因上述公司违规行为而被监管部门出具警示函。

煤炭行业滥权监管对离职倾向的影响——领导-成员交换和工作嵌入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明晰滥权监管、领导-成员交换、工作嵌入对矿工离职倾向影响的作用机理,采用滥权监管量表、领导-成员交换量表、工作嵌入量表和离职倾向量表对345名矿工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滥权监管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矿工离职倾向,还可以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和工作嵌入的独立中介作用以及两者的链式中介作用3条路径间接影响矿工离职倾向。有效干预滥权监管、领导-成员交换和工作嵌入,可降低矿工离职倾向,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效率。

高校学生组织滥权现象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高校学生组织是沟通和联系学校与学生的重要纽带,具有代表学校与学生的双重角色,因此在做好学校、学生组织、学生三方对接的过程中,学生组织必须要明确自身的定位,做好相关的工作。但是近年来却频频爆出学生组织及干部滥用权力、“官本位”官僚主义思想严重等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高校学生组织滥权现象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制度性根源问题;德育工作弱化;相关机制缺乏。从应对方法来看,可以从创新制度结构、加强德育工作,完善相关机制等方面着手。

管理者支持与滥权行为对下属工作行为的影响——以工作疏离感为中介变量

本研究主要探讨管理者的支持行为与滥权行为同时为下属所感知时,对下属工作行为的影响,并检验工作疏离感的中介作用。对345套直接主管和员工的配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1)管理者支持行为对下属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其工作疏离感和工作偏离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2)管理者滥权行为对下属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其工作疏离感和工作偏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工作疏离感在管理者支持行为与下属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支持行为与工作偏离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4)工作疏离感在管理者滥权行为与下属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滥权行为与工作偏离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从滥权追诉谈检察官伦理

关于检察权的抑制,虽有基于检察一体的自律机制,与交付审判的他律机制存在,台湾"刑法"甚至有滥权追诉罪存在,但证诸于现实,这些手段的实效性,恐有疑问。在检察官滥用积极追诉权的太极门案与滥用消极不追诉权的江国庆案中,现行的法律制衡机制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检察权的抑制,或许可以求诸于检察官伦理规范。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刑法分析

背信行为的本质在于违反诚实信用义务,滥用委托权限。认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应当坚持"背信的滥用权限说"所主张的观点。本罪中的"受托义务"不仅包括约定义务,而且还包括法定义务。本罪不属于目的犯,构成本罪并不需要有谋利或加害等特定的目的。本罪与挪用类犯罪既存在共同点,又有所区别。背信罪本质的多种学说之争在于背信犯罪刑事可罚性的非普遍认同性及其与他罪的易混淆性。我国刑法通过《刑法修正案(六)》增设了两个特殊背信犯罪将"背信"的含义定义在"违反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违背受托义务"上。这对认识背信犯罪的本质提供了立法依据和新的思路。从条文上分析,我国的背信犯罪发生在市场的经济活动中,其核心在于作为本人事务处理延伸体的行为人没有以本人的最大利益为目标处理事务,在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与本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没有服从本人的利益。欠薪不仅是一种侵犯劳动者财产权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具有违背社会信用的性质,对于危害严重的欠薪行为应当予以入罪,以发挥刑事保障社会信用底线的功能。建议改变刑法修正案(八)的"补充性"立法方式,单独设立"欠薪罪"的罪名和法条。为遏制和制裁金融市场出现的"老鼠仓"问题,《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应注意对未公开信息与内幕信息的区分,同时还应当注意本罪打击的范围,防止犯罪圈无限制扩大。德国是规定背信罪最早、研究背信罪最多的国家,具有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经验。研究德国背信罪的立法现状以及相关学说,有助于对背信罪和背信行为的正确理解,为我国今后增设背信罪打下理论基础。

协警执法问题研究

社会对安全的迫切需求以及警力不足的现状赋予了协警清而不退的现实合理性。对协警执法权的质疑不在于法理逻辑推理上是否有法律授权,而在于协警是否能够胜任其工作的现实担心。协警参与广义的执法活动是社会安全需求与执法规范化要求比较下的次优选择。协警属于市场化管理的全日制公安从业人员,滥权风险相对较高。实践中协警"辅助执法"规则是公安机关在管理技术上对协警滥权风险的应对,法律性质属于行政规则。

当前税务系统存在的廉政问题分析

税务系统历来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整个系统仍有为税不廉行为的发生,不但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而且亵渎了税法的尊严,损害了税务机构及税务人员的形象。

论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构建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是我国现行公司法中确立的制度。现行立法中只规定了解散的一种事由,即公司僵局,缺乏对股东滥权的规定。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亟待从公司法司法解释入手予以完善。因此,需确立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基本原则,对公司司法解释诉讼中涉及的若干问题做深入分析。

论公司自治失灵的表现

在我国,由于公司制度建立的时间较短,法治不够完善,所以,公司自治失灵现象十分严重.在我国现阶段公司自治失灵主要表现为：公司内部机关不能相互制衡 信息披露存在严重问题 一股独大,控股股东滥权现象严重 诚实信用在我国公司制度运行过程中的缺失.我们必须对公司自治失灵现象进行认真的理性分析,为维护公司自治秩序寻求有效机制.

论公司的司法解散

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请求人民法院司法解散的问题,此项制度的规定是我国立法关于公司解散制度方面的重大突破,具有必要性,对于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立法对于司法解散的规定仍有诸多不完善之处,应加以改进。

对抗秘密取证:对质权属性及范围重述

就对质权的理论定位而言,学界一直莫衷一是:有功利主义视角下的工具论,亦有自由主义视角下的权利论,还有混合了两种主义的有限权利论。对于对质权应该坚持较为宽泛意义上的权利论,其首先应作为一项权利而存在,其次才是追求其他价值,例如发现真实。进而,对质权之于当事人应侧重程序性而非实体性保障。相应地,对质权的调整范围也应当作广义解释,即可以调整全部庭外陈述。当然,调整范围上的平等对待,并不意味着调整程度上的一视同仁。对质权的核心在于防止追诉方滥权,因此对属于证词性陈述(testimonial statements)应当由最为严厉的对质规则调整。对于非证词性庭外陈述,检察官可以在满足证人“无法寻获”的前提下,引入未经对质但可采的庭外陈述。

简论公司经理权力的约束

经理由于其在公司内部的特殊地位,享有广泛的权力。而由于“经理问题”的存在,使经理权具有被滥用的可能。因此须对经理权力进行约束,其机制是复合的,包括经理权的授权约束机制、行权约束机制和滥权行为的补救机制。

叶公好龙：刑事证人出庭的一个寓言

我国目前呼唤"证人出庭"是一个叶公好龙式的伪命题,无论是法官、控辩双方、被害人,还是警察等都没有做好证人出庭的准备。其中书面证言确认制度、"大司法机关"体制、证人全程伪证责任等因素促生法官不情愿证人出庭的心理,而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缺乏"怀疑权力"的文化传统和个人积极性。进而言之,目前关于证人出庭具体配套规则的对策也有难以克服的缺陷。而我们要认真对待实践而不至于做脱离实际的制度设计。

繁简分流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案件诉权滥用的司法规制——以“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案”为例

立案登记制的确立,虽使行政诉讼门槛大大降低,但也导致了诉权滥用现象日益严重,且尤以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最为突出。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11期刊登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中,基层人民法院发挥司法能动性,在尚无明确法律规范的情况下,为规制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诉权滥用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司法道路。但本案仍有可待商榷之处,如法院主动取证问题、政府信息未分类对待、裁判模式有失公允等。通过比较法研究,以最高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抓手,可通过完善行政诉讼诉讼费用承担制度规制滥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