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的法律规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现代公司广泛应用"资本多数决"作为决策机制。持有多数股份的控股股东能够凭借其掌握的股份在股东大会上左右公司的重大决策,控制公司的经营行为。虽然我国《公司法》设立了相关制度来规制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的行为,但仍然不够健全。研究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的行为,不仅能够完善约束其控制权的法律规则,维护各方主体的权益,还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市场稳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的司法救济路径探索

司法实践中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事件多发,长期以来,一味抑制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收效甚微,故需要转变视角审视控制权的正面作用。借鉴他国立法,结合我国实际,建构以控股股东为核心角色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其依法掌权行权。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限制控股股东的权利使用,充分发挥控制权的积极作用,化解控制权滥用问题。

股东诉讼路径下的上市公司控制权滥用规制

公司控制权运行的规范与否受制于多种法律策略,不仅包括直接调试控制权运行的法律策略,也包括间接关涉控制权运行的法律策略,还包括可能对控制权运行产生系统性联动影响的公司治理法律策略。股东诉讼是各国在制约公司控制者滥权、保护公司和少数股东权益方面普遍设定的终极防线。从评辩股东诉讼的功能切入,在分析股东诉讼的实体依据的基础上,对我国股东诉讼的现行立法进行检视。

控股股东控制权制约问题研究

近年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现象屡禁不止,给证券市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通过对这一现象背后深层次原因的分析,在寻求制约控股股东控制权的对策上,我们应在公司中引入“深石原则”;完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措施;设计新的上市公司监督制度。

股东控制权滥用下股权回购请求权的规范构造

新《公司法》增设旨在规制股东控制权滥用的股权回购请求权,鉴于新设条文在规范逻辑、事实构成与法律效果上的体系性不足,有必要澄清其规范构造。股权回购请求权系属损害赔偿之恢复原状请求权,其规范表达由第21条第2款和第89条第3款组成,且应使后者保持适用上的备位性。控制权滥用的概念核心指向社团效果意思的控制,应以控制因素、公司事务管理、权益失衡和过错要件为评价标准;其概念周边需考察中小股东合理期待的丧失。侵害行为的严重程度需基于权利滥用的行为样态与实质后果加以界定。股权回购关系乃法定债之关系,请求权不具有可让与性,债务人亦不得主张给付不能等抗辩事由,公司无过错但承担债务时负有说明义务。在排除公司以其净资产为估价基准或公司为准合伙性质的情况下,股权回购价格须结合各要素确定折价基准。经由教义学层面的解释作业,可为股权回购请求权形成体系衔接的适用方案。

论“诚信”路径下公司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扩张

信义义务产生于公司股东以及公司之间信义关系的基础之上,对控制股东课以信义义务的目的是防止没有实际控制权的小股东的权益受到侵害,避免控制股东利用其在公司内部或外部的影响力对公司非控制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做出不利行为。法院对于股东信义义务司法适用的研究常常会把信义义务和诚信原则、不得滥用权利原则混同。关于控制股东和信义义务的争论一直在持续,焦点在于信义义务如何被认定和适用。在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行为的法律制度方面,应当将原则性规定与具体规范相结合。而信义义务能否在我国适用,主要取决于具体的信义义务和商事实践的匹配程度。在实践中,要对小股东和债权人进行有效保护,在平衡控制股东、中小股东以及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必要在控制股东的义务制度层面作进一步探讨。

公司控制权滥用规制的法理基础与司法判断

公司控制权的行使,关系到大股东、高管等控制主体的财富获取,关系到中小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实现,更关系到公司的存续和信誉。规范的控制权行使,不是单一法律策略作用的结果,需要公司法内外多种规制策略的统一协作。文章从信义义务的正当性法理基础切入,探究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的司法实践途径。

略论商业银行控股股东控制权滥用的法律规制

商业银行控股股东控制权的滥用有自身的特殊性,对其进行法律规制有别于普通公司。本文对银监会《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进行了重点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主张借鉴美国银行法上的加重责任制度,并对引入的制度环境及相关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公司治理中的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制度构建

控股股东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控股股东的行为一旦没有得到有效管控,就会产生权力滥用的现象,即控股股东可能会通过不正当关联交易、侵占公司资金、掏空公司资产等行为攫取私利,严重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问题的解决日益成为公司治理的关键所在。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对控股股东信义义务产生的根源、涵义及制度内容予以厘清,并在借鉴域外法系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分别从控股股东负有信义义务的规定、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适用标准、控股股东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责任以及完善监督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履行的救济途径这四个方面,为我国《公司法》的完善提出相应的建议。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研究

2005年10月27日修订通过的《公司法》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使得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创下了世界之最——最先通过立法形式确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是,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应根据公司人格否认法理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作,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则,规定于相关的指定法中,来完善公司法人制度;还要注意在指定其他特别法适应体现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内容,与《公司法》互相通融,共同构筑公司法人格否认完整的制度体系。

论控制控制股东与完善公司治理

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是我国当前上市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在实践中,我国上市公司控制股东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通过滥用控制权侵害公司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层出不穷。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的规制问题是我国当前进一步推动国企改革、提高上市公司绩效和维护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上市公司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的问题,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个角度进行规制,理顺违法者的责任承担问题,明确其民事责任,加大行政监管和行政处罚力度,并辅之以刑事责任规制,构建控制股东法律责任体系。

《民法典》视域下公司法人格否认主体要件之扩张

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将《公司法》中人格否认的主体范围从股东扩张至实际控制人。无论从文义解释还是体系解释,均无法解释出我国《民法典》法人人格否认规定中的“出资人”包含实际控制人,但可以法的续造来缓解司法实践之渴。基于我国成文法系的法治传统和司法适用困难的实践现状,公司法人格否认不宜作为衡平法原则适用,而应转向借鉴德国的法人滥用理论,从特殊侵权法律规则的角度为我国司法实践提供明确指引。公司法人格否认的理论前提是法人拟制说,核心根源是滥用控制权,责任类型是特殊侵权。滥用公司控制权的主体不限于股东,因此,建议在《公司法》修订中,考虑将公司法人格否认的主体要件适度扩张至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公司控制人,以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市场诚信体系和交易安全。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强制股利分配请求权:基于对2017年《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5条的实证分析

强制股利分配是保护中小股东资产收益权的重要制度,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的出台标志着这一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但是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该制度的救济功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得并不理想,与国外一些国家的立法及实践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当事人选择方面,应当将有滥用控制权之嫌的大股东也纳入被告之列,与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在举证方面,可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降低小股东对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行为的证明标准,减轻其举证负担,以期实现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实体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