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滥用毒品行为合法化的批驳

本文是《对滥用毒品行为犯罪化的再思考》一文的姊妹篇,通过运用犯罪学的基础理论,简要分析了滥用毒品行为的成因,在此基础上以社会学、犯罪学理论批驳了部分西方国家滥用毒品行为合法化的做法,主张在非罪化(具体为违法化)的基石上采取各种措施帮助滥用毒品者戒除毒瘾,教育和挽救滥用毒品者。

对滥用毒品行为犯罪化的再思考

本文运用犯罪学的基础理论,通过分析滥用毒品行为的犯罪定性,将其定性为无被害人犯罪,并在此基础上以刑法学理论批驳了滥用毒品行为犯罪化的依据,主张在非罪化的基石上采取各种措施帮助滥用毒品者戒除毒瘾,教育和挽救滥用毒品者。

对滥用毒品行为犯罪化和合法化的思考

本文运用犯罪学的基础理论,将滥用毒品行为定性为无被害人犯罪,并在此基础上批驳了滥用毒品行为犯罪化和合法化的依据,主张在行政违法化的基础上采取各种措施帮助滥用毒品者戒除毒瘾,教育和挽救滥用毒品者。

毒品滥用行为网络防控体系的多维建构

毒品滥用行为的网络化为其防控带来了新的命题,传统的防控体系愈发难以适应网络空间的特性,亟需根据空间要素、主体要素、对象要素的新变化构建科学的网络防控体系。在模式维度,应推动刑事政策由"重刑治毒"转向"打早打小",推动法律体系分纵向、横向两个角度实现网络化。在主体维度,应肯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独立地位,使其与毒品滥用者、毒品贩卖者、主管部门在毒品滥用行为网络防控中产生有效互动。在客体维度,应当构建毒品与毒品信息并行的二元对象模式,并且推动对象防控的信息化。

我国“重刑治毒”刑事政策之法社会学思考

我国"重刑治毒"刑事政策全面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司法之中,但其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我国毒品犯罪的严峻态势,相反却阻碍了我国毒品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和我国死刑制度的改革,弱化了人民法院的司法属性。滥用毒品行为既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现阶段人的全面发展和需求层次提升受阻产生的副产品。"重刑治毒"既缺乏合理性,也缺乏可操作性。毒品犯罪与滥用毒品之间具有紧密的正比例联系。我国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理性认识毒品犯罪的生成机理,并将国家治理毒品犯罪的重心前移至减少滥用毒品(包括减少存量和防止增量)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