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性质区分与规制体系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多次修订中都试图引入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条款,而学界对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法律性质和规制路径存在较大争议。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直接损害交易相对人利益,首先是一种合同法上的行为。只有当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具有广泛性、持续性并损害整体竞争秩序时,才需要竞争法的介入。不正当竞争行为本质上是经营者以不正当手段争夺客户,而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可能带来的竞争损害主要是排除、限制竞争,具体表现为对行为人的竞争对手造成排斥效果、削弱交易相对人参与下游市场竞争的能力以及特殊情况下引发共谋效应。滥用相对优势地位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性质差异以及与垄断行为损害理论的吻合,使得反垄断法更适合用来解决滥用相对优势地位问题。鉴于相对优势地位和市场支配地位具有相同或类似性质,反垄断法中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可用于规制大多数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未达到或难以认定为市场支配地位的相对优势地位,也可借助纵向垄断协议制度来“兜底”。反垄断法中的现有制度已为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提供了较充分的规范依据,另行规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不论是写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是反垄断法,必要性都不大。将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看似便利执法,实际上更容易引发法律适用冲突。

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之质疑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两次修订皆试图引入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其正当性值得怀疑。一方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严格限定的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属于纵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无立法之必要;宽泛界定的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欠缺规制上的理据,不应受到规制。另一方面,从制度效用来看,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可被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和特殊行业监管法取代。《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第6条、《电子商务法》第35条的实施效果欠佳,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作为一般法的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的有效性存疑。故此,未经学说和实践充分检验的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不宜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

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规制的“死灰复燃”?——兼评《反不正当竞争法(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的修改

相对优势地位不同于市场支配地位。从理论层面看规制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具有现实意义,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不应当、不适宜由反垄断法或民法介入干预的行为进行调整:例如补正本不应当由反垄断规制的所谓剥削性滥用行为的“假阴性错误”。但从实践层面规定并适用相对优势地位条款的前提必须是规制收益显著大于规制成本;如果《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不能有效控制规制成本溢出的风险则不应贸然引入相关优势地位规制条款。

互联网企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

互联网企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具有明显的危害性,而我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方法和《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却无法对该行为进行科学、有效的规制。因此,在互联网领域引入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法律规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充分的必要性。此外,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法律规制理论在互联网领域具有相当的可行性,不仅能够有效契合互联网市场特性,还能减轻原告方的举证责任,从而显著改善对互联网企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效果。在规制互联网企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时,需要明确立法模式,准确设立"相对优势地位"的认定标准,适当减轻交易相对人的举证责任,科学设置互联网企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法律责任。

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兼论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理论的适用不足

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近来受到反垄断执法与司法机关的关注,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理论也被运用于相关案件的处理中。由于当前我国电商市场动态性较强、消费者粘性较小、商户转移成本逐渐降低以及平台抗压能力较强,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理论的核心"纵向依赖性"可操作性较差。该理论的适用可能违背竞争中性理念、过度干预市场以及异化《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在对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时,界定电商平台相关市场方面应注重考察商户所在的付费市场,排除传统市场并明确区分不同类型的电商平台;认定电商平台市场支配地位方面应将商户规模纳入市场份额,适当延长认定交易量型市场份额的时间,并重视平台生态以及数据对市场支配地位的塑造,以及考虑商户转移成本、消费者偏好与配套设施标准性等市场壁垒;以行为对有效竞争机制的损害为重点,只在行为限制竞争的消极效应明显大于平台经营效率、消费者福利提升等积极效应时,认定行为违反《反垄断法》。

滥用相对优势地位问题的法律规制--虚幻的敌人与真实的危险

多数情况下,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可以通过反垄断法、民法等予以调整,缺乏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进行单独规制的必要性。《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六条的立法者所针对的假想敌其实并不存在或者远没有预想的严重,其给出的解决方案既很容易被规避,又存在被滥用的高度风险。因此,送审稿第六条需要被彻底放弃或者修改。

关于数字平台经营者在与提供个人信息等的消费者的交易中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指南

引言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数字平台经营者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数据,通过平台为第三方提供了各种服务。他们发展创新,创造新的业务和市场,通过提高便利性极大地增加了进入市场和接触消费者的可能性,从而使包括中小型企业在内的企业受益。因此,数字平台经营者展示了他们在日本经济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反垄断法》调整

正在推进的《反垄断法》修法能否引入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立法者不仅需要在微观上回应市场竞争中的现实需求、正视《电子商务法》第35条确立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规制制度的不足,仍需在宏观层面对竞争法体系的制度衔接问题给予关注。即将修订的《反垄断法》之所以引入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一方面是基于现实危害性,亟需适用该制度以满足市场主体对良性制度的期许;另一方面由于《电子商务法》第35条确需修正、《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衔接性问题亟待解决。最后,《反垄断法》所具有的政策法的特质,允许对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进行先行先试。

互联网中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成因与危害性的法学思考——兼对我国互联网中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典型案例分析

近年来国内某些互联网平台滥用其相对于上下游企业与消费者的竞争优势,裹挟他们从事以"二选一"为代表的强制不兼容行为。这些行为有其深层次的成因,需要从市场势力、网络外部性、资产专用性与不完全契约、平台经济与双边市场、依赖性等多重视角加以细致梳理。这些行为对包括相关互联网企业与终端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合法权益、行业发展以及包括公平竞争秩序与社会整体福利在内的公共利益等均造成了严重危害,因此,对其施以必要的法律规制势在必行。为了更全面、明晰地认识互联网中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有必要对国内相关典型案例加以总结归纳:其大致可分为综合类和单一类两类,而单一类案例可根据其表观样态具体分为多个子类。上述解析为我国互联网中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判定与法律规制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

企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规制研究

作为一种尚未被我国法律规范所明确规定的行为,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规制引发了不少争议和讨论。本文从相对优势地位的界定出发,通过研究相对优势地位的理论依据、相对优势地位的成立要件以及各个法域的规制经验,总结出相对优势地位滥用的构成要件,并对相对优势地位的规制提出建议。

电商平台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规制的检讨与修正——基于《电子商务法》第35条的分析

《电子商务法》第35条模糊确立了平台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设置该条是缘于电商领域的迫切需求与现有法律规制的漏洞,出于实用主义的思路将其置于《电子商务法》下。但该条立法的模糊不仅会引发滥用的风险,还会规避反垄断法的适用。故建议以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理论为指引,进行如下修正:首先,在规则完善层面,应基于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可转换性来认定是否具有优势地位;可通过“概括+列举”的方式进行滥用行为设置;将侵害的法益明确为“市场自由竞争的基盘”,并进行个案综合研判。其次,在体系修正层面,《电子商务法》规范的是平台与商家的内部关系,与《反垄断法》调整的竞争关系不同,为理顺法律体系,应将第35条升级再造后纳入《反垄断法》。

浅析大型零售商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规制

进场费作为大型零售商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表现之一,引起社会各级的广泛关注,该行为损害公平交易和市场竞争秩序,应当受到法律尤其是反垄断法的规制。本文就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表现、危害,以及其法律构成要件,如何对大型零售商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进行规制等方面略作探讨,以期对规制该种行为有所裨益。

互联网平台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规制理论与制度构成

是否规制互联网平台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行为,自《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修订之时就不断争论与探讨。互联网平台的相对优势地位主要包括平台内经营者对平台的依赖关系以及因网络效应、锁定效应以及数据获取能力的差异而具有优势。前者的依赖关系是因平台在规则制定和市场进入上拥有相对力量所致;而后者则体现为大型平台相对于中小型竞争者具有显著的优势市场力量。规制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具有保障个体的交易自由、防止私人主体的经济力量被滥用等效果。在功能定位上,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构成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扩展与有效补充。在行为认定上,需要坚持以“界定相关市场—认定企业的相对优势地位—判定是否存在滥用行为”这一分析路径,结合互联网平台市场的竞争特性,综合考量行为的违法性。

论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法律规制

在市场交易中,一方较另一方在经济上占优势地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法律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至少需要对"相对优势地位"和"滥用相对优势地位"作出法律解释。世界各国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立法主要有反垄断法、民法以及针对个别行业的行政规制。鉴于"相对优势地位"和"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期待一部法律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全面规制的难度比较大。

互联网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认定及其法律规制——强制不兼容的类型化视角

近年来,国内频现互联网平台滥用相对于上下游企业或终端消费者的竞争优势,裹挟进行强制不兼容的行为,对行业发展、社会公共利益和相关方合法权益均造成严重损害,有必要对其予以法律规制。由于互联网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具有诸多有别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特质,对该行为认定的范式应有所更新,其中依赖性认定是关键;认定重点应置于对相关主体间依赖性及滥用行为的考察上。鉴于我国现行法律尚不完善,宜采用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主、《电子商务法》等相关行业监管法为辅的规制方法;而且要在将该行为定性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基础上,考察互联网迥异于传统领域的诸多全新特质,多维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统合协调好不同条文间的关系,以使规制效果最优化。

网络销售类平台滥用市场力量的监管路径分析

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网络销售类平台在市场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市场地位。但是由于市场力量过于集中,网络销售类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谈判地位日益失衡,从而引发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当前,各个国家或地区都在积极解决这一法律问题,并将解决方案指向了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不同国家或地区将这一制度规定于不同的法律体系中,主要表现为反垄断和行业管制这两种模式。经过分析,行业管制和反垄断在执法模式、执法效果、执法目标等方面存在不同。我国具有高度发达的网络销售市场,对于网络销售类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的不公平交易行为采取行业管制的模式本身并无不妥。但是,我国现有规制方式存在着一定不足,可从行为规范、外部审查机制、行业标准、集体诉讼等方面对我国行业管制路径进行优化,以实现对网络销售类平台的有效监管。

电子商务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困境与进路研究

科技发展素来与法治进步相伴相生。随着数字经济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商务平台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促进市场经济形态多样化的同时,相关问题随之产生。部分电子商务平台为了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利用自身在市场的独特地位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妨碍了技术创新。现有竞争法律规则体系在对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规制时,存在对相关市场的界定困难、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不足、综合执法能力较弱与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够合理等问题。因此,应完善对相关市场的界定、优化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增强综合执法能力与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以促进电子商务平台公平竞争,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关于“通道费”的竞争法的思考

通道费的产生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公平、合理的通道费是符合商事交易规则的。但实践中,通道费常常被异化,异化的通道费表现为违约行为、商业贿赂行为、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等。异化的通道费不仅损害了诚实合法经营者及消费者的利益,也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因而应受竞争法规制。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贿赂条款与反垄断法理论中的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是可以对异化的通道费予以规制的,建议我国反垄断法适时界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以期对大型超市滥收通道费行为予以有力的规制。

对《电子商务法》第35条完善方案的思考——以韩国的相关立法、实践及理论为启示

近年来,大型电子商务平台逼迫入驻商家“二选一”、强制入驻商家参与促销活动等行为屡屡发生,在此背景下《电子商务法》第35条实施的意义重大。为了保障执法的可预测性和实效性,可以考虑制定实施办法,例示典型性不公平交易行为,并将相对优势地位与公平交易秩序危害性明确为第35条的审查要件。相对优势地位的存在与否可以持续性交易关系的存在与否和交易相对方的依赖程度为认定基准。而行为是否会危害公平的交易秩序则需要综合考虑行为的目的与效果,商品的特性,交易的具体情况,行为人在市场中地位的优越程度,交易相对方所遭受损害的内容和程度,以及行为是否违背正常的交易惯例等方面来进行判断。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竞争关系司法认定与立法改进——以“头腾大战”等平台型企业相关案例为引证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企业开始纷纷向平台型企业转型。技术提升和服务细化以及创新的速度都在日益加快。由于平台企业具有多边市场、网络效应及开放性的特征,因此平台企业呈现全产业链化扩张的趋势,并且平台企业对于消费者注意力的争夺情况愈演愈烈。对于传统企业中利用行业与地域来认定竞争关系的方法,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有诸多不适。在当前互联网领域《反垄断法》对相关市场的界定难以达成共识且实务操作困难的情况下,更需要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运用。建议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设"滥用相对优势"条款,考虑产业融合对于竞争关系认定带来的影响、企业在流量的竞争中是否关注消费者的长远利益,以及如何在制度设计中达到利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