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员滥用职权行为的定性与定罪

随着体育行业的发展,裁判员滥用职权行为已经成为热点问题。从历史的、比较的、现实的角度考察,裁判员滥用职权行为应定性为犯罪;裁判员滥用职权导致犯罪的相关因素的界定是对裁判员滥用职权行为定罪的前提和基础,由此对裁判员滥用职权行为应分不同情况予以定罪。

滥用职权罪两种具体行为表现形式专论

滥用职权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根据滥用职权罪的定义而确定的本罪外延,属于滥用职权罪客观方面的内容。学界对超越职权是滥用职权行为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已基本达成共识,并对其概念也进行了界定,但对超越职权的内容和特征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有待深入探讨,如对这一行为是否应该以职务权限为基础,存在"限制论"与"泛论"两种主张;无权限超越职权行为也是争议焦点之一。而职权范围内故意不正确行使职权的行为是滥用职权行为最为普遍、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它专指滥用职权罪中与超越职权行为相对的职权范围内的故意违反规定而行使职权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概念、定义和特征都有待界定。

滥用职权行为的认定——兼论职责规范的功能差异

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明目张胆”的“显性”滥用职权行为逐渐减少,形式“合法”而实质违法的“隐性”滥用职权行为却仍大量存在。但是,由于对职权概念内涵的模糊认识,并且对职权在归责中的作用缺少规范研究,司法实践对于“隐性”滥用职权行为始终存在芥蒂,进而导致滥用职权罪的处罚漏洞。本文尝试从对具体法律关系中的职权概念分析入手,以实践问题为背景,对职责规范在滥用职权行为归责中的功能差异进行研究。

浅谈对滥用职权行为危害后果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关于造成重大损失如何理解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贪污和滥用职权行为交织时如何定性

【典型案例】周某,某区新城建设管委会征地拆迁办主任,因某村的征地拆迁工作较为辛苦,其提议从征地拆迁补偿款中套取一些出来分给拆迁人员(未提及分给自己)。随后,周某与黄某、邓某、李某3人合谋,虚构了两份征地拆迁补偿合同,经周某审批同意后,套取了拆迁补偿款130万元。事后,邓某以“辛苦费”的名义经手送给周某40万元。

滥用职权行为和受贿行为是否要数错并罚

张某，某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机关事业科科长。练某，某区文化局副局长，因判刑被开除，刑满释放后任职于某企业。1999年，时任基金收缴科科长的张某因经常到练某所在企业催缴社保费与练某相识。2003年初，练某多次向张某请托帮其办理因病提前退休。张某在2004年1月份，先后以下属黄某、张本人、直属科的名义登陆社会保险电脑系统。

滥用职权行为的发现与调查

滥用职权的违纪行为，是指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中的共产党员滥用职权，致使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行为，是失职、渎职类错误的一种。

行政滥用职权琐议

认定行政滥用职权应当有一个法律标准,由于滥用职权是滥用自由裁量权,要认定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其内容涉及合理性,而合理性的内容要接受司法审查,则必须将合理性的内容和标准法律化。只有这样,才能把行政滥用职权界定为行政违法行为,才能分清滥用职权与行政不当的界限,理清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之间的关系等。

试论如何防止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

现代行政的特点是行政权力的迅速扩张 ,行政权力扩张的表现是行政机关拥有巨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它的存在是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但要实现行政法治 ,又必须对行政自由载量权加以一定的控制 。

集体要求罢免村委主任是非法行为吗

编辑同志:今年4月23日,我村村委会主任在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情况下就与房地产开发商签订了旧房改造协议,严重损害我村利益,引起了村民的强烈愤怒,联系到他的其他滥用职权行为,我们决定联名要求罢免他。5月11日,我们将罢免要求写成书面材料,交到镇人大主席团。没想到第二天县人大、公安局、民政局、镇派出所、司法所组织了大批人力物力对我们隔离讯问、核查,并宣布:集体联名要求罢免村委主任是非法行为。而我们认为我们是依照村委会组织法进行自治活动,怎么能算非法行为呢? 村民段某段某同志: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村民自治的基本法,该法第12条规定了村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滥用职权罪客观要件的教义学解读——兼论故意·过失的混合犯罪类型

滥用职权罪保护的是双重法益:职务行为的公正性是基础性法益,公共性权益则作为衍生性的法益。从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出发,滥用职权行为具有四种表现形式。《刑法》第397条第2款中的“徇私舞弊”,乃是作为加重的不法行为类型而存在,其中“徇私”属于主观的动机要素,“舞弊”属于客观的行为要素,二者共同表征不法程度的加重。滥用职权罪中的重大损失,是滥用职权行为所蕴含危险的现实化,其体系地位类似于过失犯中的结果要素。滥用职权罪中结果归责的认定,并不以行为人对重大损失的出现具有因果性的支配为必要,在作为的情形中,只要求行为对重大损失的出现贡献了一定的作用力。鉴于滥用职权罪在不法与罪责的构造上具有特殊性,有必要发展一种故意过失的混合犯罪类型的理论,以解决因立法修改而造成的总则与分则之间的错位现象。

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应为故意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对滥用职权罪规定的比较简单,仅规定了本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客观方面是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仅从此条内容难以直接看出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因此,要准确判断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必须对滥用职权行为的特征进行具休分析.

滥用职权共同犯罪疑难问题探析

针对司法实践中对滥用职权共同犯罪认定上的争议,本文通过实例分析得出身份犯和非身份犯之间,以及间接故意的滥用职权行为之间都可以成立共同犯罪的结论。

论比例原则在滥用职权认定行政案件中的运用

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乱作为、滥作为的情况于现实中时有发生，滥用职权行为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应当被判决撤销。但由于理论上滥用职权行为与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的关系含混不清，导致司法实务工作中极少有滥用职权行为被法院认定，或被以其它理由进行处理；或干脆被以“未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由判决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这使得滥用职权行为一直游走在司法审查的边缘，现行行政诉讼审查制度对其难于处理，严重影响了依法行政工作的推进与行政审判工作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引进国外行政法中比例原则概念，以比例原则为视角，寻找一个能够妥善解决滥用职权认定难的新方法。比例原则源于法治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它所具有的三个子原则，即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与均衡性原则可以成为衡量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属于滥用职权的三个标尺。它们分别从执法行为与立法目的是否相符；执法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侵害是否最小；执法行为与执法目标之间损益是否均衡等三个层面对滥用职权行为进行“立体性”、全方位衡量。这三个子原则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重面，以其作为滥用职权的衡量原则，可以有效解决滥用职权行为难于认定的问题，可操作性强。比例原则的引入可以丰富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法》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立法目的。

夏飞诉徐州市房产管理局注销房屋所有权证案

原审原告夏飞购买了原审第三人彭继华的争议房屋并在原审被告徐州市房产管理局处领取了争议房屋所有权证。后原审被告以原审第三人提供的土地证件无效为由，注销了给原审原告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因此引发诉讼。案件审理中通过运用行政法理论中的信赖保护原则，保护了善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案件中提出的立法、执法及司法上所存在的其他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和研究。

2017年3月国际形势大事述评

一、朴槿惠被批准逮捕韩国备战总统大选3月10日,韩国宪法法院通过关于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共有八名法官参与审判,均投下弹劾案的赞成票。判决书认定,朴槿惠允许闺蜜崔顺实介入国政,是违反宪法的滥用职权行为。

文明与野蛮的分野

从黄海波、宁财神到柯震东、房祖名，明星的涉毒涉黄事件在公共权力的诱导下一次次沦为大众消费的盛宴。政府执法能否曝光个人隐私，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何在，值得探讨。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比例原则。所谓比例原则，形象的比喻即是谚语“不可用大炮打小鸟”、“杀鸡焉用牛刀”。该原则最初由德国行政司法判例最初确立，荷兰、葡萄牙等国在行政法中明确规定。德国行政法学者奥托·迈尔在1895年出版的《德国行政法》中，主张“警察权力不可违反比例原则”，1923年在该书第三版中认为，“超越必要性原则即违法的滥用职权行为”。

行政诉讼确立“裁量明显不当”标准之议

为对行政裁量进行有效规制 ,需要设计比较妥当的司法审查标准。基于对案例的实证考察 ,目前的滥用职权标准并非像主流学说所认为的能成为评价行政裁量的重要标准 ,其症结在于将平常意义的滥用职权与主观过错相勾连。行政诉讼法应予修正并确立“裁量明显不当”标准 ,主要审查行政裁量是否明显与立法目的和精神、基本法治原则、习惯法、一般公平正义观念或常人理性相悖 ,而不是追究主观过错。

刑法第403条第2款规定争议问题研究

刑法第403条第2款罪的罪名应当表述为"强令滥用公司登记职权罪"。其犯罪主体是单位。其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不能是过失。其客观要件是"强令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前款行为"。其中,"强令"行为既可以是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又可以是滥用职权行为;"实施前款行为"的方式只能是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予以登记,不能是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或者股票、债券发行、上市申请予以批准或者登记;"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前款行为"属于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实施前款行为"中的"行为"是包含的结果的广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