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诉讼程序治理中的律师责任

律师既可能是滥用诉讼程序行为的策划者、参与者和实施者,也可能是滥用诉讼程序行为的重要防治机制。在我国滥用诉讼程序治理机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应当充分认知律师在滥用诉讼程序中的作用,在实行任意代理的民事诉讼中,区分并明晰律师在滥用诉讼程序中的责任,构建并完善包括程序法责任、律师职业伦理责任、民事实体法责任和刑事法责任在内的多层次责任承担机制。重新审视作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重要修正机制的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对于滥用诉讼程序治理的作用机理,并逐步探索在民事诉讼中渐进式导入律师强制代理制度,以期发挥律师强制代理对于抑制滥用诉讼程序、促进诉讼、减轻法官释明和实质性保障当事人诉权的价值功能。

滥用诉讼程序行为侵权责任化研究

滥用诉讼程序行为侵权责任化在救济滥用诉讼程序行为造成损害的同时,也是滥用诉讼程序行为的重要治理机制。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可以采用“一般侵权责任条款+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模式构建滥用诉讼程序侵权责任制度。滥用诉讼程序侵权责任应当以损害、过错和因果关系为构成要件。滥用诉讼程序行为与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上较为容易认定,在过错上应当放宽至重大过失,在赔偿范围上应当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律师费用在内的纯粹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对于承担侵权责任的滥用诉讼程序具体行为类型通过司法解释予以细化,明确当事人和律师在滥用诉讼程序侵权责任中的责任承担,在诉讼方式上探索预备之诉和预备反诉制度。

民事诉讼滥诉治理的法理思考

本质上,恶意诉讼、诉讼欺诈和虚假诉讼都是诉讼失范的表现形式。当前我国在规制诉讼失范现象的立法与司法的努力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策离散性,很大程度上缘于对现象认知的碎片化。中外经验表明,滥用诉讼程序是能够整合各种诉讼失范现象的上位概念,能够涵盖滥用诉权、滥用诉讼权利及其他形态的滥诉行为。以此为基础,对滥用诉讼程序行为的认定需要适当降低标准,同时,为防止制裁的扩大化,又应施以柔性制裁并增设必要的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