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渔父》的幽默艺术

《庄子·渔父》一文以《论语》中的相关记载为背景,对孔子和子路师徒二人极尽调侃、揶揄之能事,行文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在文学尚不自觉的先秦时期,其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对文章趣味性、可读性的自觉追求的确显得难能可贵。而对于该篇作者刻意为之的幽默艺术,迄今竟无一人指出,以致大大影响了对它的深刻理解,实属遗憾。

圣与隐:两汉《楚辞·渔父》旨解辨异

自东汉王逸始,历代注家多以《楚辞·渔父》旨意为渔父劝隐而屈原不从。详细对读该篇原文与《楚辞章句》可以看出,上说似不自洽且与屈原、渔父二人立场自陈存在断裂。原文中双方论争的焦点不在仕与隐,而在圣人入世当与世推移还是不流于俗。王注之前《渔父》已见流传并受到关注,该篇与《淮南子·氾论训》《论六家要旨》《史记·伯夷列传》等西汉前期语涉圣人之道的多个文献存在文本交叉现象。在此语境下,渔父与屈原的对话指向通变立功和不变立德两种圣人之道的碰撞,西汉有关屈原的评价也多本于此。二百余年后王逸对《渔父》隐逸旨意的解读,或意在导扬屈原之淑身淑世以回应东汉中后期士人隐遁避祸的风气。《楚辞·渔父》意指在两汉的转变彰显出屈原正道直行的思想胜利和道德坚守的时代价值。

屈原的价值体认与悲剧选择——以《渔父》为中心

《渔父》是楚辞中的经典篇章,向读者展现了渔父和屈原两个观念对立的人物形象:渔父于辩证思维中求变,认为个人应该避免成为悲剧人物;而屈原则以大义为先,初衷不改,为此甘愿成为悲剧人物。这两个人物持有不同的价值体认与思维方式,反映出两种价值观的激烈碰撞。

文情与文心:《卜居》《渔父》成篇过程论略

《卜居》《渔父》中塑造的客是“高士”的形象,从文本形态上看,地位和屈原对等。二篇是楚人根据屈原沉江的传闻敷衍成文,在定型过程中显现出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的悖离与错位,最终成篇定型在西汉时期。《渔父》中屈原的“设辞”见于《老子》《荀子》,可视为先秦共用文本。二篇都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其成因与屈原思想的内在矛盾和后人对他沉渊殉志的负面评价有关。作者虽对屈原的处境怀有同情,但对其人生选择则是不明言的否定与批评,这对把握秦汉乃至后世屈原思想之接受,亦具有重要意义。

论渔父词系列词调的发展与词史意义——以唐宋金元词为考察对象

渔父词在发展演进中以张志和渔父体、双片渔歌子体和渔家傲体三大词调为主,此外还有其他以“渔父”相关名称命名的词调。渔父词系列词调在唐五代形成并发展定型,到宋代复杂多变,词调体式和功能上趋于多样化,且出现《渔父》《渔家傲》和《渔歌子》三个词调混淆乱用的现象。金元时期渔父词创作趋于衰落,但亦有词调题名和演唱形式的新变。元代渔父词在功能上作为道教词和题画词广泛流行。渔父系列词调发展史的梳理对揭示部分词体源自声诗的嬗变方式、词作调名与题名的嬗变,以及词调发展过程中以“乐”为主、以“词”为辅的特点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敦煌写卷《渔父歌沧浪赋》探析

敦煌遗书主要是唐五代时期的写本和刻书,其中伯二四八八、伯二六二一、伯二七一二收录《渔父歌沧浪赋》(三卷)。同时,敦煌旧钞亦见存《楚辞音》残卷,敦煌遗书与残卷的发现,见证隋唐《楚辞》的流传。本文就敦煌遗书中的《渔父歌沧浪赋》写卷分析,从楚辞到唐赋,观察辞赋同源流变的轨迹,思考敦煌《楚辞》研究的新方向。

多重交织的“渔父”形象探赜

“渔父”是古代劳动人民代表,也象征了无数失意文人隐逸洒脱的梦想,“渔父”一词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渔父”在《诗经》中是真实的捕鱼者和垂钓者,在《庄子》《楚辞》中成为潇洒旷达的世外高人、智者,在两汉魏晋中的“渔父”形象进一步将“仕”“隐”的生活方式进行结合;渔父”在唐宋诗词中成为高频词汇,成为文人笔下旷达出世、高傲孤洁、忙里偷闲的代名词;在明清戏曲、小说中化身为具有侠肝义胆的勇士。“渔父”形象的演变反映了其文化内涵在时代变化中被继承和改写的过程,体现了“渔父”形象在人性上的一定复归。

试论中国文学史上“渔父”形象的古今演变

中国文学史上,对"渔父"题材的处理和表现有一个古今演变的问题:古代的"渔父"系列创作中的"渔父",形象单一,主要是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而表现古人淡泊、超越的隐逸文化追求;到现当代作家这里,既使这个形象高度泛化,且主要着眼于"渔父"的现实生活内容,也由此表现一种历史文化的省思。同时,"渔父"题材的这种古今演变,也是对文学反映人性(自由本质)这一价值观念和规律的进一步确认。

《卜居》、《渔父》的产生与屈原的影响

《卜居》、《渔父》两篇,因王逸解题称"屈原之所作也"且又为朱熹、洪兴祖肯定后,即被视为屈原的重要楚辞作品。但自明清以来,已多有学者怀疑并证伪。从其文体和文风来看,两篇当不是屈原的作品。据战国后期的楚国历史文化背景和战国至汉初的文学发展状况推断,两篇应作于楚考烈王时代、出自楚国具有道家思想的隐士之手。两篇的产生,反映出战国末年的楚人对屈原已经有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反映出屈原在战国末年乃至秦末所形成的巨大社会影响。

唐宋渔父词的文人化发展

文人化是唐宋词发展、演变的重要方式,《渔父》词更是如此。其文人化主要表现在:一、自唐代张志和首作《渔父》以来,凡赋此调者,皆以渔隐为词旨、以清逸为词风,而这正契合唐宋文人以雅为尚的生活、审美情趣,故受到了上至皇帝、下至文士的接受与创作群体的喜爱与追捧;二、《渔父》原为民间渔歌,经由文人之手,才转为稳定的词调以供"依调填词"。之后,为了歌唱或内容上的需要,文人藉由檃括类曲内容、变非类曲为类曲或扩大类曲范围等方式打破该调的稳定性,完成了改造与变奏;三、该调突破了词体本身,同符合文人意趣的书画、歌舞相结合,实现了艺术互通。张志和的画,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书以及史浩的《渔父舞》都与渔父词密切相关,便是证明。

论唐宋渔父词的文化意蕴与词史意义

以渔父为描写对象、抒情意象或抒情形象的渔父词作,自张志和一曲开始,历唐而宋唱和之作尤多,并且以渔父为题材的词作日渐繁盛。这些词或描写渔父的生活及其生活环境,或借渔父来抒发隐逸之思,或借渔父来参禅悟道。若按唐宋词抒情主人公形象分类,渔父词堪与思妇、游子、志士等类词相颉颃,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渔父"系列,所具有的文化意蕴、词史价值值得重视,这对唐宋词抒情形象研究的全面展开将大有助益。

古代文学中的渔父原型及演变

中国南方河流纵横交错 ,湖泊星罗棋布 ,故有水乡之称。楚国地处南方 ,因此 ,渔父形象主要出现在楚文学中。《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是渔父形象的原型。渔父形象经历了从人生诱导者到隐士高人 ,再从义士侠客到绿林好汉的演化过程。形成了人向自然和自身的回归 ,与道家思想密切关联 ,对传统礼教和封建政治的疏离与叛逆 。

“避世”与“抗世”的矛盾结合——南宋贬谪词对张、柳渔父意象的继承及其原因探析

唐宋贬谪词中渔父意象的原型,远溯自庄子《外物》、屈原《渔父》,近承于张志和《渔歌子》,柳宗元《江雪》。南宋贬谪词中的渔父意象运用得格外频繁。其意象所表达的含义,是对张氏渔父避世精神和柳氏渔父抗世精神的继承与结合。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渔父意象中隐含的庄子、屈子形象与南宋贬谪词人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贬谪的原因上具有相似性;其次是南宋贬谪词人大多有"避世"的客观条件,即有较为丰足的物质基础;再者是因为南宋特殊的时代环境形成了文人"进则尽节,退则乐天"的思想,在文学上又有北宋苏东坡以及南宋赵构作榜样。

世人那得识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从古典文学中的渔父意象解读古代文人的“隐逸情结”

渔父作为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一个意象,历来为古代文人所喜爱。渔父本身所承载的闲适、放达、孤傲等诸多内涵是隐逸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文人心里千古流传的"渔父情结",折射出了儒道传统下历代文人心中仕与隐之间微妙的纠结状态,贯穿着文人出世入世两种人生观的矛盾冲突,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儒道合一"的特性。研究渔父意象,对剖析我国古代文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体味感知传统文化的脉络有着重要的意义。

渔父形象与古代文人心态

古代文学中的渔父形象大致有两类:来源于《庄子》、《楚辞》的,体现了潇洒出尘、散淡闲适的人生理想;来源于姜太公历史传说的,体现了待时而动、用世立功的人生追求。二者交错发展,互为消长。研究渔父形象的演变,对于透视古代文人的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仕与隐的千古纠结——论古诗文中渔父儒道合一的二重意象

诗文中的“渔父”意象,古已有之。本文选取古代韵文中典型的“渔父”意象进行分析,从中得知,在中国古代文人心里千古流传的“渔父情结”,透视出儒道传统下历代文人心中仕与隐之间微妙的纠结状态,并试图阐释体现在“渔父”身上的“儒道合一”的二重性。

智者 执者 达者——兼论古典诗文中“渔父”意象的形成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深受《楚辞》影响,他对《楚辞》的接受是全方位的。文章以柳宗元《设渔者对智伯问》、《江雪》、《渔翁》三篇诗文中的渔父形象为研究对象,分析论证柳宗元接受《楚辞》的表现。同时,借对"渔父"这一文学意象产生和形成过程的探讨,总结归纳出中国古代文学意象的形成呈链式结构,不同时代关键作家的作用恰似构成链条的各个环节。

《庄子渔父》相关问题考辨

《庄子渔父》篇中的渔父并非范蠡,首先,孔子与范蠡所活动的区域相距甚远;他们所从事活动毫不相干,这就导致他们不存在交往的可能。其次,渔父与范蠡的形象迥异、思想毫不相同。渔父只是庄子虚构的一个人物符号,是他达意的一个工具。庄子之所以虚构"渔父"的形象,由道家爱水乐水、钟情于水的情怀及庄氏家族流亡所致。

欸乃一声山水绿——冼星海艺术歌曲《渔父词》的“民族风格”分析

艺术歌曲《渔父词》是冼星海晚年旅居苏联时期创作的《诗歌十首》(Op1.8)中的第一首,该作品虽不是冼星海的典范之作,但却体现了作曲家努力追寻艺术歌曲民族化的创作理念。文章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等角度入手,分析作品中蕴含的"民族风格"特色,这些特色在于:体现道家精神风貌的题材内容;充满古典诗词韵味的旋律形态;带有五声性、复合和弦与传统音乐"随腔"特点的钢琴声部;蕴含戏曲风味与书法神韵的意境渲染等。展现了冼星海对自身中国文化身份和时代创新精神的理解,而这些无疑也是当今中国音乐发展应该具有的自觉意识。

《庄子·渔父》中“法天贵真”说刍议

《庄子·渔父》首次提出“法天贵真”此一哲学命题。此命题与《庄子》内篇思想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可视为庄子后学对庄子思想的回顾与总结。同时,此命题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庄子思想的框架,吸纳了一些儒家思想的要素。因此,我们既要看到《渔父》作者的思想总体上属于先秦道家思想,也要看到他提出的“法天贵真”说并不完全等于庄子思想。战国时代,各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渔父》的作者之所以提出“法天贵真”的命题,意在协调儒道两家思想以解决当时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较之于《楚辞·渔父》中的渔父,《庄子·渔父》中的渔父更加具有积极济世的思想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