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以“漂流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因为披难而经中国遣返的日本漂流民对清朝的热心救助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他们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与见闻更是"锁国"时期日本的重要海外情报,甚至影响了日本幕府的外交政策;根据日本当地儒者与漂到日本的中国漂流民笔谈的记录,这些儒者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怀有一种既尊崇又鄙夷的矛盾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对江户时代日本自身身份界定和本国意识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漂流事件与日本的中国情报——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漂流事件是江户时代日中两国交往的重要渠道。或是通过漂到中国的日本漂流民之见闻、或是通过与漂到日本的中国漂流民进行笔谈,当时被严格限制对外交往的日本了解到不少有关中国的情报。这些情报在增加"锁国"日本的海外知识的同时,也对其政治和对外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人漂流事件之处理与中日关系

在"锁国"的框架下,江户时代日本政府对漂到日本的中国漂流民实行严格的控制,并按照一定的制度对中国人的漂流事件进行严格处理,限制他们与日本民众正常接触,这和当时中国对日本漂流民的处理相比有较大区别。日本的这种对中国人漂流事件的处理经常遭到中国漂流民的不满与抵制,影响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

两宋时期的东亚三国漂流事件研究

两宋时期,宋丽日三国在东亚海域的海上交流空前繁荣,受当时造船技术及航海技术的影响,三国漂流事件的特点也各不相同,其中高丽朝发生漂流事件的次数最多,且漂流民身份最为复杂。漂流事件虽是海难事件的一种表现,却也能折射出当时东亚三国的内政外交情况。漂流事件增多时,表明三国间海上交流频繁,外交关系融洽;漂流事件减少时,则海上交流减少,外交关系进入冷淡期。

日本九州大学所藏《异国船漂着记》所涉“漂流笔谈”考述——兼及“伪漂流事件”与幕府的应对

九州大学所藏福冈藩黑田氏旧藏抄本《异国船漂着记》,成书年代及作者不详,未公开刊行。该书主要介绍了1714年南京船与1718年咬留吧船漂流事件始末,对了解18世纪早期幕府处理漂流事件有史料学意义。该书辑录了一份"漂流笔谈",为1714年"长崎港十五番南京船"返航途中遭遇漂流事件时船主郑恒振与日本福冈藩三名官员通过笔谈进行交涉的档案。17世纪末至18世纪早期,以"漂流"名义进行走私贸易的"伪漂流事件"时有发生。对该"漂流笔谈"进行考述,对于考证幕府打击走私贸易以及日本对漂流船只救助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从《旅行须知细则》看清代琉球对华“隐蔽政策”——兼谈琉球候文文献的史料价值

长期于中日间维持某种特殊地位的琉球王国,其流传至今的古文献,除早为我国学者熟悉的《历代宝案》《中山世谱》等汉文文献外,还有一批以“近世候文”体写成的日文文献。后者由于存在文字解读上的困难,以往研究中很少被国内学者利用,但其中大量涉及中琉政治、贸易及文化往来,尤其是揭示日本萨摩藩如何于幕后操控琉球对华朝贡贸易的内容,无疑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清代两国关系不可或缺之材料。乾隆中期琉球王府评定所以国内士族为主要对象先后两次发布的《旅行须知细则》,即为反映清代琉球对华“隐蔽政策”的重要史料。结合该文献对中、琉汉文史料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再研究,可使我们发现诸多看似意外的漂流事件背后,存在一直为琉球方面努力掩盖、不能被中国人知晓的秘密。

十九世紀初梁知會《漂海録》的史料價值——與崔斗燦《乘槎録》之比較爲中心

一、引言漂海交涉是異國往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東亞海域的漂海問題之談論向來頗爲蔚然。海上活動的增加會帶來海難頻率的上升,漂流事件亦隨之並發①。而漂流難民中不乏知識階層,在死裏逃生後留下各類漂流書寫。這些作品日後被歸入海洋文學範疇而得到關注②。以朝鮮王朝爲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