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对朱然形象的矮化及其历史原因

三国时期,朱然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名将,在吴国政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他在截杀关羽之战、猇亭之战、江陵守卫战等著名战役中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勋。但在罗贯中等小说家笔下,朱然形象被严重矮化贬损。这与《三国演义》“拥刘反曹贬孙”的基本倾向分不开,和历史上朱然截杀关羽、追杀刘备等事件更是有着直接的关联。

《三国演义》罗译本和虞译本中文化专有项英译策略研究

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三国演义》两个英文全译本(罗慕士译本和虞苏美译本)前二十回中文化专有项翻译方法,帮助读者了解两译本翻译方法的异同,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的译本。研究发现,罗慕士力求译本向作者靠近,让译文读者体验中国文化,该译本适合用于专业人士学习研究;虞苏美译本尽量靠近读者,以便于流畅阅读。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三国演义》中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

本文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的“三维”转换方法,对《三国演义》的虞苏美译本和邓罗译本进行对比研究,聚焦两个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译例,考察其闪光点和局限性,并针对局限性提出修改建议,以期为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寻找到更合适的方法,更好地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三国演义》数字出版领域本体构建基础研究

论证语义出版的领域本体构建理论运用于文艺作品数字出版的可行性,说明《三国演义》在严肃历史类长篇小说中的代表地位,提出对《三国演义》进行本体构建研究可对其余类型小说进行本体构建起到触类旁通作用。其后阐述领域本体构建在出版领域的应用现状,进一步分析适用于《三国演义》领域本体构建的原则和方法,将“明确性”“一致性”“扩展性”“智能性”“开放性”五大原则作为《三国演义》本体构建的原则,在七步法等国际惯用本体构建方法的基础上拟定九步法作为《三国演义》本体构建的方法论。之后,实际推演九步法中五步可用人工编辑方式验证的步骤用以验证本体构建运用于《三国演义》的可行性。最后,本研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

《三国志演义》“东吴三督”比较论——兼及罗贯中创作历史小说的加减法运用

“东吴三督”是指吕蒙、朱然和陆逊。其中朱然接任吕蒙为都督的史实,得以澄清;朱然在孙权心目中的地位颇为突出,几可与吕蒙、陆逊并列。三人关系也非常密切,与孙权关系皆非同一般:吕蒙与孙权有师生之谊,朱然与孙权有同学之情,陆逊与孙权有亲属关系。荆州战役中吕蒙是指挥者,功居第一;陆逊协助吕蒙施骄兵计,且“为前部”,得到拜将封侯的重赏;朱然因“禽羽”功大而升职封侯。夷陵战役指挥者是陆逊,功居第一;朱然“并力拒备”,功居第二。罗贯中对“东吴三督”形象的塑造,较之史传是以减法为主,重要情节减中亦有加。从当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层面来说,罗贯中所用减法之处亦是当下可用加法的有利之处,罗贯中无意中为后人留下更大的再创作空间。

《三国演义》中小人物故事意蕴探究

《三国演义》中的小人物故事,或明确宣扬“拥刘反曹”的道德观念,或从小人物对大人物产生影响的角度总结处世教训,或隐约表达“成事在天”的天命观。这些小人物故事虽然简单,却深化了小说主题,体现小说补正史之阙失、彰显史实之义理的创作追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民间的思想意识与审美趣味。

变异学视域下安能务《封神演义》编译研究

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视角对日本翻译家安能务所编译的《封神演义》进行研究,译者通过对情节异置、人物重塑和题旨改写进行创造性编译,使其因应了日本读者的审美倾向和文化心理,同时又弥合了原著思想的裂隙和矛盾性。译者在编译过程中体现的创造性叛逆,对理解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传统文化更新、探索中国经典文学在异国的接受路径、构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特定的启示。

从B站解读类视频看《三国演义》的速食化传播

新媒体时代,影视或书籍的解读类视频兴起,形成速食化传播之风。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也被卷入到速食化传播的行列中来。仔细研读B站上有关《三国演义》的解读类视频发现:优质UP主与多元UGC共同为《三国演义》的解读类视频构建了良好的传播氛围,多元内容元素的浓缩化拼贴建构了《三国演义》的解读模式。速食化传播《三国演义》不仅有利于受众的替代性观影需求的满足,而且有利于影视行业多元意义的生成。但商业资本操控下创作方式的异化和低俗化的趋向不可逆,观众速食化观看《三国演义》往往失去了对艺术作品的完整体验。

认知识解视域下的《三国演义》诗词英译研究

认知识解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对翻译研究具有解释力。文章从认知识解视域出发,依据Langacker的四个识解维度,对《三国演义》三个英文全译本的诗词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Moss的译文辖域激活和突显较多;Brewitt的译文详略度更高;虞苏美则在视角方面能更好地把握原作意图。译者识解差异由多种因素造成。该研究可以丰富认知语言学的应用范畴,同时为典籍翻译提供新的思路。

俗文学语境下《隋唐演义》萧后形象的流变与开新

《隋唐演义》是一部脱胎于历史而衍生出的演义文本谱系,累次被解构、重建演绎为小说、戏曲、评书等体裁,形成多文体互动的态势,一跃成为了中国古代民间通俗文学的通用代名。俗文学作为最贴近大众的文学形式,以行动为线索串联各情节,人物的塑造首当其冲。史实中,萧美娘作为隋炀帝的皇后,在落魄境地中投奔多个政权。但是在宋明理学社会语境中,其被视做亡国祸水。而民间,受程式化手法抒写、口头表演的形式以及作者、受众立场影响,萧后的反面形象立体、多维起来,迭代为非典型的“圆形人物”。同时,伴随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样态发端,女性价值尺度再次衡量,因而俗文学中女性形象流变、开新,具有初步的人文关怀。

基于语料库的《封神演义》哪吒篇四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研究

本文通过自建《封神演义》哪吒篇(第十二回至十四回)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分析、考察四个译本的译者风格。分析结果得出顾译文本内容相较其他三个译本较全面,使用句子数量最多,受源语影响较大,可读性最强。玛译词汇密度最低,类符最低,句子长度最短,句子数量居中,说明玛译为贴近儿童受众群体,有意识降低文本阅读难度,易读性高。不知译的句子数量最少,平均词长最长,平均句长最长,标准类符/形符比最高,说明该译本用词变化程度高,文本阅读难度也随之提高,对读者受众有较高要求,译文易读性最低。沃译句子数量是不知译的2倍,比玛译略多,标准类符/形符比比顾译高而低于其他两个译本,平均词长最短,说明沃译在选词上、用词变化丰富程度上较低于除玛译之外的其他两个译文。

基于“替罪羊”机制对《封神演义》中伯邑考之死的考察

法国人类学家、文学评论家勒内·基拉尔在对大量文学文本进行研究后提出“替罪羊”机制,认为当社会秩序倾向于坍塌时群体暴力会驱使人们寻找带有特殊受害者标记的一人,将其作为“替罪羊”进行献祭。通过献祭,危机解除、社会秩序回归,“替罪羊”和暴力都被神圣化。伯邑考的死因扑朔迷离,《封神演义》将伯邑考塑造为替父受刑、德才兼备的忠臣孝子。基于基拉尔的“替罪羊”机制对《封神演义》中伯邑考之死进行分析会发现,伯邑考被周文王、周武王和作者多次献祭,文本却将暴力转嫁给商纣王。接下来,伯邑考以被刻画成完人、死后成为兔子、受封“中天北极紫微大帝”的形式完成了“祭牲与成神”这一过程,《封神演义》中对伯邑考之死的设定是对“替罪羊”机制的一次变形。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三国演义》虞罗译本比较研究

《三国演义》作为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体现了大量儒道自然观,其外译有助于传播我国自然哲学思想。东方生态智慧的传播,对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现实的道德意义。鉴于此,文章通过对比研究虞苏美、罗幕士两位译者对于《三国演义》的译著,分析二者翻译的异同,探究不同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如何体现其生态哲学观。

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封神演义》的创作影响与其所推动的文化产业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自诞生起便成了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焦点。本文以明代许仲琳所著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为切入点,从现实社会和文化产业两个方面着手进行研究。首先是现实社会因素对文学关系的影响,分别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思想潮流、社会文化四个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当时社会现实对于作家作品创作的影响。其次是文学推动现实文化产业发展,选取网络小说与国产动画电影作为现实文化产业的代表,探究在当代社会中文学对于现实能动的反作用。

推进语文课外阅读的策略探究——以《三国演义》课外阅读为例

新课标对学生的课外阅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语文的学习仅仅停留在课堂是不够的。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课堂的学习应该要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为他们进行更广阔的语文阅读打下基础。对于小学生来说,无论是低年级还是中高年级的学生,课外阅读都是必不可少的。课外阅读可以让学生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提升思想文化修养。新课标背景下,教师对学生的课外阅读应该提出新的要求。

小学高年级整本书阅读教学设计——以《三国演义》为例

整本书阅读对学生积累丰富的知识、培养多元思维方式、塑造优秀的道德品质具有综合的促进作用。教师实施整本书阅读教学设计,能够为学生引领具体的阅读方向,提高学生阅读的计划性和投入性。同时,在整本书阅读教学设计中,教师还可以根据书籍内容以及学生的知识素养和兴趣爱好设置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进一步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

目的论视角下《三国演义》回目翻译探究——以《三国演义》三个全译本为例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行为,目的决定方法,“目的法则”是翻译的最高法则。文章以目的论为理论基础,对《三国演义》三个全译本中的回目翻译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由于翻译目的不同,邓罗、罗慕士和虞苏美在翻译回目时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最终呈现出风格迥异的译文。

《三国演义》女性人物形象英译对比研究--女性主义翻译视角解读

基于女性主义翻译观,通过对比分析《三国演义》邓译本与罗译本中的女性形象,发现罗译本在抗争权力政治、颠覆传统身份和干涉源语文本等3个维度有意识地消除性别差异,同时前言和脚注、劫持等典型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也有所体现;受时代限制,邓译本带有强烈的男权主义色彩,刻意使用弱化女性地位的表达。就女性主义视角而言,罗译本在充斥着封建男权话语的原文中再现和重构了智慧勇敢、坚强独立的女性人物形象,有利于该译本的传播与接受。

《三国演义》历史观论略

《三国演义》的历史观颇为复杂,正统史观、道德史观、英雄史观、天命史观以及循环史观等兼而有之,并且彼此交织,相互为用。作者崇尚英雄,但他崇尚的主要是出身正统的、以宽仁忠义为本的英雄,也是能体现天心民意的英雄,因此《三国演义》呈现的是以儒家政治道德为核心的多元历史观。这种多元历史观虽然包含某些合理的成分,但无法对三国兴亡作出富有诠释力的理论说明。只有秉持唯物史观,结合小说的具体描写,才可能对蜀汉兴亡、三国归于一统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