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演说术与修辞术之辩(上篇)

关于古希腊的演说辞和修辞术,我国学界已经积累了为数不少的翻译文献,但这不等于我们已经理解了古希腊的rhetorikē。比如,这个语词应该译作"演说术"还是"修辞术",迄今仍然是个问题。演说术产生于政治生活中掌控民众的需求,兴盛于城邦的民主政治时期;演说术虽是口头言辞行为,却基于文章写作技艺;演说辞讲究文采,雕琢言辞,以求达到控制听众的目标,修辞术即服务于此文饰目的。它们利用修辞性推论的方式,诉诸特殊的理智能力,以达到说服的效果。苏格拉底同样认同修辞术的劝服功能,但他更注重基于修辞性推论引导个人反思自身的爱欲,以实现自我教育的提升。下篇将论述柏拉图、苏格拉底对辩证术与修辞术的融合,以及中西方哲人在此问题上的共契。

古希腊的演说术与修辞术之辩(下篇)

上篇论述了古希腊演说术与修辞术的差异、演说术的历史及功用,以及苏格拉底对演说术的运用。本篇将论述柏拉图的戏剧作品既诗化地呈现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术,还呈现了其修辞术;与那些服务于政治目标的演说家不同,苏格拉底-柏拉图在言辞中混合使用辩证术与修辞术,同时实现对极少数心智与大多数世人的引领,恰如华夏古人体察幽微,修辞立德的成圣之道;在这一点上,中西圣哲,道通为一。

共和时期罗马演说术史钩沉

系统的罗马演说术史研究是罗马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囿于史料的限制,这一研究困难重重。西塞罗的《布鲁图》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共和时期罗马演说术史的一条比较清晰的发展路径。循此路径探索,有可能走进充满永恒魅力的罗马文化的殿堂。

古代希腊的演说术与政治——评蒋保《古希腊演说研究》

新世纪以来,古希腊演说获得了中国学术界相当程度的关注。2006年,《历史研究》在同一期发表了两篇有关古希腊演说与政治的论文。次年,《世界历史》在古希腊民主政治新论的专栏中,刊出了雅典民主与演说家互动的文章。此后,关于古希腊演说的论文不断问世。2015年,李尚君的《"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表演与民众的政治认知》^(①)一书以这位公元前4世纪后期雅典政坛重量级人物的演说为基础,通过对演说词深入和细致的讨论,试图重建演说词包含的雅典民主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演说家在塑造民众民主观念中的作用。纵观国内相关研究成果,除少数例外,大多指向城邦政治,关注的也多是政治和诉讼演说。对古希腊演说术的综合研究,仍付阙如。

西塞罗与罗马演说术教育

演说术教育是罗马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最终的目标。以西塞罗为代表的罗马演说术教育思想与实践活动是罗马教育史上的精彩篇章。西塞罗在借鉴希腊演说术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罗马社会的实际,发展了较为系统的演说术教育思想与方法,他的演说术理论及其教育实践活动代表了罗马演说术及演说术教育发展的最高境界。

中国未来的演说学——读《论辩致胜术》

由于本人的口舌木呐笨拙,并且也多吃了一些人的伶牙利齿的亏,所以很想学学那些人的本事。于是,马路边书摊上的一本彩色封面的《论辩致胜术》便被我买了回来。

战时郭沫若的演说及其政治修辞学

演说是抗战时期郭沫若的重要表达方式,据粗略统计超过200场次。演讲是郭沫若动员民众的文化政治实践。他的演说延续了新文化的启蒙传统,是文化人传达观念和表达情感的方式,同时也是他在社会运动中不断习得的话语模式,一种具有仪式性的文学修辞。郭沫若战时的演讲及其组织的纪念活动,对抗战救国的政治纲领做深入宣传,普及了民族国家观念。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当国民党抗战理念改变后,郭沫若转向了对虚假仪式的批判。

试论罗马共和国时期的雄辩术

在雄辩术的早期发展中老加图的地位至关重要，把罗马雄辩术推上第一个发展高峰的则是格拉古兄弟。西塞罗之前的著名雄辩家还有安东尼乌斯、克拉苏斯和霍腾修斯等。罗马雄辩术在西塞罗手里臻于完备。共和国时期的罗马雄辩术首先是政治演说术，雄辩术的发展与罗马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共和国后期雄辩术的全面发展与共和政体、社会的动荡、希腊演说术的影响等因素有关。在共和国时期，罗马雄辩术在政治、文学和教育领域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发展，反过来又对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首先考察雄辩术在共和国时期的发展历史，在此基础上试分析其特点及在共和国后期获得高度发展的政治、社会原因。

演讲与罗马的法律生活

西方的政治文化注重演讲,这种文化有其罗马渊源。罗马的学校能给学生提供充分的演讲训练,当有演讲机会时,经训练的学生就能得心应手地演讲。演讲遂成为法律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用于法院、商议大会等法律场合,服务于辩护、控告、选举、立法等法律活动。

论罗马共和时期的选官原则及方法

罗马共和时期，人们通过选举来选拔官吏，贵族后代、战争中的英雄以及美名远播的公民都受到人们的欢迎。然而，人们更加看重的是竞选者是否具有美德，在这种选官原则的指导下，罗马出现了一大批受人尊敬的官员．在他们的带领下罗马终于由一个地域小国发展成为一个雄霸四方的大帝国。

青年胡适的演讲之道与考据之学

研究青年胡适留美七年 (1910 - 1917)的思想草创 ,“回到现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关注他声名鹊起的论辩演讲。从留学前期的热衷政治 ,到后期以及五四期间的选择文学 ,青年胡适走的路看似跨度挺大 ,其实这与他在青年留学生圈子锻炼的论辩演讲息息相关。而且 ,论辩演讲还促成了他“研究研究”的学术习惯 ,这就自然而然带动和丰富了青年胡适考据实证的训练 ,甚至促使其投身到具体的社会实践。

表演文化与雅典民主政治——以政治演说为考察对象

古希腊的表演文化深刻影响着雅典民主政治,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雅典政治演说的特征上。雅典政治演说在民主政体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同时,它本身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表演行为还具有特定的表演性,政治演说之表演性的过度发展将妨害其政治功能的正常发挥。然而,政治演说的表演性与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雅典人对政治演说之表演性的批评实际是他们在表演文化的语境中对其民主政体运作方式所进行的反思。

演说文化的社会推动力与演说逻辑修为

在西方文化中,演说(论辩)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特殊的信息交流以及政治活动。从宏观角度来看,演说在西方由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同时,从微观角度来看,演说涉及语言逻辑、思维逻辑和学科知识逻辑的运用,具有概念、命题、推理的逻辑思维形式。演说除语言修辞之美以外,其魅力更是在于它的逻辑力量。

修辞学与德国巴洛克戏剧

修辞学亦称演说术,是17世纪德国巴洛克诗学的核心要素。巴洛克修辞学继承古典和人文主义传统,不只限于语言层面的修辞格,而是围绕书面言辞和演说实践形成的一整套原理。古典修辞学-演说术就其产生和分类(诉讼演讲、政治演讲、典礼演讲),与公共生活密切相关。而巴洛克的政治历史剧,或以宣扬君主德性、讨论政体形式为题,或演绎国家理性与政治伦理的关系,其在人文中学上演,旨在通过戏剧表演,促进学生的语言和修辞学习,培养未来治国理政人才,在公共性上与古典修辞学-演说术相互契合。文章拟以巴洛克修辞学原理为经纬,以新近翻译出版的三部在文学审美意义上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历史剧为例,以由外及内、由宏观及微观的路径,从不同侧面探讨修辞学与巴洛克戏剧的共生关系,尤其分析指出修辞学如何影响和规定巴洛克戏剧演出和戏剧诗学,修辞格又如何成为增强戏剧语言表现力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