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与重继道统——汉、唐儒学文化观的个案比较研究

董仲舒和韩愈的儒学文化观具有不同的特色。董仲舒需要整合百家之学,而韩愈面对三教合流的历史趋势;董仲舒主张尊孔,韩愈提倡尊孟;董仲舒侧重于立道,而韩愈侧重道统的弘传;董仲舒重视天人关系,韩愈关注心性问题;董仲舒对汉代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韩愈与宋代理学亦有内在的思想连接。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汉、唐儒学的基本特征及其思想史意义。

汉唐儒学基本思想特征探讨

汉唐时期的儒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最大程度地适应了宗法社会这个当时最大的社会存在。汉唐儒学在哲学上综合诸家思想,并与佛道对立融合,促使天人感应的宇宙模式逐渐向本体论哲学转化,在与各家各派相斥相容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而在经学上采用重注经疏释的繁琐治经方式将儒学经学化又有其相对落后于社会发展要求的一面,这就对宋代儒学的发展与创新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论儒家圣王的概念及其流变——从先秦儒学至程朱理学

儒家圣王的概念自先秦肇始,历经汉唐的嬗变,至于宋代基本定型。先秦儒学以道德叙事的方式诠释圣王的概念,将圣王视为德性至善的王者,为后世儒学确立基调。汉唐儒学将圣王的概念政治神学化,以“天人感应”改造圣王的概念,圣王的道德性被神学的通感性遮蔽。宋代儒学则兼取先秦儒学与汉唐儒学之长,一方面承认德性至善是圣王的基本概念,倡导圣王可学;另一方面又承认圣王的概念亦包括通感天地的含义,并以“理一分殊”的方式消解“天人感应”的政治神学化特征。程朱理学对圣王的概念之诠释,充分体现儒家的人本主义关怀。

从宋明理学看儒学的传承与开新

宋明理学是儒学在宋明时期的发展形态,其相对于先秦儒学来说,被称之为“新儒学”。宋明理学之所以被称之为“新儒学”,就是因为它不仅对先秦、汉唐儒学有传承,更有开新。这种传承和开新表现在众多方面,一定程度上都是围绕着人性展开的。先秦儒家对人性的探讨,侧重于从德性入手,注重的是人的道德属性。在孟子看来,人性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人性是善的。

张载对汉儒性命论的反省与建构

性命论是中晚唐以来儒家士大夫普遍关注的问题。张载对汉儒性命论的反省与建构,则促成北宋初期儒家性命论的转进。汉儒因宇宙生化言性命而改变性命内在关系,走向归性于命的命定论。张载则以“德胜其气,性命于德”的进路纠偏其弊:一方面强调性对气(命)的超越与主宰,即性通乎气之外而不为气禀所拘;另一方面又不否弃命的作用,即所命虽行乎气之内而有吉凶,但能通乎气而达致性,实现以性正命。所以,张载性命论超越而内在的“合两”架构,既在性命于德中扭转汉儒性命于气的命定论,又在以性正命中奠定理学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基本规模。

略论汉唐儒学以宇宙论为形上依据的治国理念

本文粗略地介绍了汉唐时期以宇宙论为支撑建构起来的具有"生态"意义的政治哲学,并以之为比照对近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作出抨击。这种研究的立意,是为了暴露人类走向文明与进步无法逃避的一种"宿命"(运命):人类进步的追求自不可以不走向民主,就像人类文明的走向尤不可以不抛离自然。然而,来到当今,人们已经获得了充分的民主与对自然的强大制宰力,却无非是要面对更多的更赤裸裸的与更残酷的利益争夺,和更多的更无情的与更灾难性的自然处境。

“形神”關係的顛倒與“視角”之反轉 簡論漢宋儒學的區别及其教訓

從中國哲學的角度看,所謂漢學、宋學也就構成了傳統文化的主流或主體,但漠宋儒學的區别何在?推動中國學術從漢學演變為宋學的原因又是什麼?凡此,當然都是理解傳統文化的關鍵問題。但對這一重大問題,也可以從漢宋儒學觀察世界之不同視角出發,進而追溯其所以演變的思想視角之因。從這個角度看,南朝范縝的《神減論》及其對於形神關鯀的討論就可以视為一個判决性試驗。一方面,范縝無疑可以代表漢唐儒學之中堅性的力量,因而也可以視馬漢唐儒學思想視角的典型代表;但同樣作寫“北宋五子”之代表的張載却反轉甚或顛倒了范縝關於形神關係的思考視角,却仍然像范縝一樣堅持堅定的儒家立場,并對佛學持着一種更馬深入的批判精神。所以,比較張載與范縝在形神關係上的不同視角,追溯其所以形成的思想文化之因,對於漢宋儒學之遞進與發展,無疑可以獲得更馬深入的理解。

纪念张载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哲学史学会2020年年会综述

宋明理学不仅代表儒学在先秦、汉唐儒学基础上的再次崛起,也代表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之一。而在这一学术形态的建构历程中,作为"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无疑是启风气、定规模、开纲领的思想家,张载学说对于宋明理学各学派的思想,乃至对近现代中国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崛起与形成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