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何以进入艺术:西方汉学视野里的中国艺术及其山水经验

风景进入艺术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的深刻变化,使人们审美的眼睛从功利转向非功利,从人和动物转向植物与风景,这是人类美学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风景艺术的产生并非仅仅意味着审美对象和艺术题材的重要变革,对自然风景的欣赏标志着人类的审美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对自然的审美自觉。魏晋时期的中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都创造了风景文化。山水美学是中国风景文化的结晶,中文的山水不同于欧洲语言的风景,自然审美的伦理化推动中国山水美学形成简淡疏阔的民族特征,为心灵的诗意栖居提供洞天福地,构成了中国山水美学的基本走向。中国先于西方世界形成的山水美学是最具民族性的美学遗产,在世界美学史上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

论徽州“三洪”对乾嘉汉学的守成与开拓

文章在深究徽州“三洪”即洪榜、洪朴、洪梧的生平与学行的基础上,展示其弘扬“戴学”与推动乾嘉汉学发展的历史功绩,对彰显“皖派”学风及其通经致用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和启示意义。

辜鸿铭与卫礼贤:西方汉学、汉学家及汉学批评

辜鸿铭对19世纪西方汉学的批评,集中体现在其《中国学》一文中,亦散见于他的一些西方批评文章,包括与同时代一些西方汉学家的往来信札。在1910—1914年间致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20余封信札中,辜鸿铭坚持并捍卫了他的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立场,以及他对西方汉学的批评态度,同时较为充分地表现他与西方汉学家进行思想交往与学术讨论的基本方式和关注重点。更引人瞩目的是,在这些信札中,辜鸿铭较为随意地传递出与个人处境、私密情感以及日常生活相关且一般不大示人的那一部分“自我”。这些无论是对辜鸿铭的研究还是对同时期的中西思想学术交流研究都多有裨益。

“皖学”入黔:程恩泽对郑珍的学术影响

郑珍是清代嘉、道时期的著名学者,精于六书,明于三礼,为“西南巨儒”,跻身清代朴学大师之林。究其学术思想渊源,乃在于徽州人程恩泽督学贵州之时,教之以“皖派”江、戴之学。后郑珍与当地莫友芝、黎庶昌等一众学者,追慕乾嘉,崇尚汉学,共同开创了晚清“黔学”繁荣兴盛的新局面,对乾嘉汉学后期的守成与开拓,对传统儒学的赓续与坚守,做出重要贡献。通过梳理程恩泽与郑珍之间学术思想的具体影响,可考见“皖学”传入西南地区的轨迹,也可理清乾嘉后期以郑珍为代表的“黔学”对以江永、戴震为代表的“皖学”的继承与发展,探究中华“道统”与地域“学统”之间的相互促进与交流互动。要之,从“区域”学术来考量儒家“学统”的发展脉络,不仅可以展示地域文化的深刻性和丰富性,为乾嘉时代的“皖学”在嘉道时期的持续辉煌做一实录,更是为弘扬民族文化自信提供确切的学术实证。

翻译与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今天我想简单谈一下这些年来从国际汉学转到全球史研究之后,特别是跟全球史的专门史结合在一起后我对翻译的一些并不成熟的看法。在德文里有一个词Ansätze,意为“萌芽”,所以这些看法和想法基本上还是一些思维的萌芽,尚未形成系统的有逻辑的思想。我今天讲四个部分,一开始会从冯至的一首诗谈起,之后讲跨文化性和翻译,第三个部分谈翻译的创造性,第四个部分是结语。

绕道而行:1913—1914年华尔纳的中国考察

20世纪初,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与中国关系的拉近,美国学界对中国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1913—1914年,华尔纳受收藏家弗利尔的派遣,代表史密森研究院等机构,前往中国调查考古发掘的前景与建立考古学校的可能性。专攻日本艺术史的华尔纳非常倚重欧洲汉学与日本学界,长时间逗留于欧洲及中国周边区域,在中国内地调查的时间反而极短。考古学校终未建立,乃美国汉学尝试进一步发展时遭遇的一次挫折。

全球化叙事与汉学的问题意识

自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史研究于国际学界兴起之后,当代汉学与中国研究领域便对之做出了迅速的回应,并以独特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方式嵌入这场事关“总局”的研究进程中,不仅重构了人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也为全景式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了一颇具分量的侧角。为对这些持续呈现的论述做一系统化的梳理,有必要将之解析与提炼为两个有所分化的视角,即以西方全球化为主导的普遍主义叙述及带有泛亚化特征且“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主义叙述,就此可以见到,尽管后者也构成了与前者的某种互补与抵消关系,但也证明了在对待全球化与中国关系时人们持有的多重立场与态度。在此基础上,也需对一些新近出现的扩充性态势做出补充描述与评述。

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从破解“知识之谜”到主动译介:北欧的中国文学翻译演进历程

在北欧地区,随着传统汉学从语言学、哲学转向对当代经济、政治、宗教、文化、文学的全方位研究,中国文学翻译已逐渐成为一种汉学研究的新形态,对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中国文学的世界声誉发挥了重要作用。历时地看,北欧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翻译。这一阶段以传教士群体对先秦散文翻译为主,其目的在于探索中国文化“知识之谜”。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后30年的翻译。在汉学转型背景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为“文化的相互渗透”的重要方式,出现了马悦然等倾力翻译中国文学的大师。第三阶段是新世纪以来的翻译。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古典与现代文学翻译并重,翻译模式更为商业化,译者与出版社合作主动推介中国文学作品。从社会学视角看,汉学大师的引领、汉学家个体的研究兴趣,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共同塑造了北欧中国文学翻译的“场域”。

蔡清《大学蒙引》与明代中期朱子学的自我修正与开新

《大学章句》不仅是朱子用心最笃、用功最勤的经典著作,也是朱子建构即物穷理哲学体系的重要典据,更是把握朱子思想精义的要津所在。蔡清作为明代中期朱子学派的中流砥柱,从其《大学蒙引》入手最能从一个重要侧面极致地显豁明代中期朱子学的学术样态。蔡清的《大学蒙引》以句读字议、汉宋兼采为进路,以折中群言、推明朱注、抉发精义为诉求,首先回应辐辏在《大学》文本上的三大争议,继而着意对“三纲领”进行条分缕析的解读,尔后又聚焦在“八条目”的“格物致知”,显豁出倚重但又不陷于训诂和尊奉但不墨守朱子的学术特质。与之相应,赖其卓绝的学术地位,他的经典诠释涵具有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修正朱子学,推动朱子学开出新面目;二是遥启清代汉学,发出汉学复振的先声。蔡清的《大学蒙引》成为理解经典诠释与学术思潮递变以及明代中期朱子学演进的具体而典范的个案。

在中外文明交流史中认识中国

2024年7月23日,我在青岛世界汉学中心参加“美国汉学家大会:汉学视域下的中国当代发展”研讨会,会后回到北京,开始终审这一期《国际汉学》的稿件。历史学研究论文比较多是这一期的重要特点。关于中西贸易史研究有汤开建、田映霞的《英国利兹大学布劳瑟顿图书馆清代广州贸易新史料的发现——乾隆四十二年〈各国夷船入口货总簿〉档案校注》一文.

骆鸿凯楚辞研究述论

骆鸿凯的楚辞研究继承了章黄学派推尊王逸《楚辞章句》的传统,批评明代以来楚辞解释穿凿附会的风气。其著作常常附录后世论著补充论证,或是加按语于后,对之进行辨析和阐释;又发扬乾嘉朴学讲究实证的传统,结合楚辞作品和前人相关评论,通过对楚辞的文本、体制等所进行的简要分析,对《楚辞》源于《诗经》的观点进行精细阐释,其论多宏通准确;其研究又贴近时代,注重论著的教材特性,讲究论述框架系统的严谨,语言精当,句式、韵式研究较前人更加细密,其楚辞学意识更加鲜明。在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清末民初时期,骆鸿凯的楚辞研究内容丰富,体系完整,断制清晰,具有较为重要的楚辞学史意义。

人类学家许小丽的中医学术思想初探

概述人类学家许小丽的中医学术观点,总结其中医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许小丽书写了秘密传承、个人化传承和规范化传承三种中医传承模式,通过分析各种社会情境中中医关键术语的学习方式和认知风格,解释中医知识在不同传承模式中的变化。从翻译和阐释淳于意诊籍入手,重新勾勒了战国末期至汉代早期的中医身体,提出用身体生态和情感身体去理解人体气、脏、脉、情感之间的关系。并从西方视角深入剖析了中医作为异域医药融入东非人民生活日常这一跨文化现象,揭示了医患与诊疗空间的三元关系如何让传统医学在全球互联的时代创造自我的整体感。许小丽将人类学、语言学和汉学的研究方法有机融合于对中医问题的探索中,丰富和助推了海外中医人文研究。

海外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发展脉络

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是海外汉学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中国抒情传统理论体系开创者为著名华裔汉学家高友工,其完成了对中国古典文学抒情美典理论的建构。其学生将抒情传统理论分别应用于诗歌、小说、词学及戏曲等各体文学的研究之中。港、台和新加坡学者则对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完成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而后中国抒情传统理念逐渐渗透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成为海外研究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方法。

汤姆斯的中国小说翻译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

英国汉学家汤姆斯于1818-1824年间翻译的三部中国通俗小说,受到了19世纪早期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和汉学的双重影响,采用了“正文+注释”的翻译方法,在传达中国文学韵味的同时,介绍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知识,同时又分别借鉴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爱情罗曼斯、历史罗曼斯文类和诗体小说的模式对原文本进行了部分调适、改写和重构,使之便于西方读者所接受。汤姆斯的中国小说翻译,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可以为中外文学交流互鉴提供参考。

怀念波兰当代著名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

爱德华·卡伊丹斯基(Edwrd Kajdański,1925—2020)是波兰当代著名汉学家,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虽于2020年9月10日故去,但我对他至今依然十分怀念。多年来,他和我将17世纪波兰来华耶稣传教士卜弥格(Micha? Boym,1612-1659)——号称波兰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并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

严家炎与新时期“文学的现代化”——以严家炎和夏志清的对话为中心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伴随着对海外汉学的发现和引介,1980年代也是国内学者与海外学术交流的活跃时期。正是这种“世界的”眼光,促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作为“第二代学人”的领军人物,严家炎于新时期进入学术创造力的爆发期,但他与海外汉学的对话,却很少受到关注。

学术自觉是开展域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出发点

就中国来说,正是在与世界交往中中国学术才逐步地向现代化形态发展。因此加大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推动中国学术界与世界各国汉学家的互动是中国学术在全球展示自己的成果,在文化互动中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期讨论的18世纪《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欧洲的出版,中国故事在域外的传播的论文都说明了这点。

俄罗斯对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翻译和研究

相较于中国古典戏曲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在俄罗斯的翻译更少,但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既有数量可观的单篇论文,也有专论元杂剧特点、明杂剧历史的专著,甚至出现了专论戏曲演出的著作,所论内容涉及中国古典戏曲的起源与发展、创作与批评、角色与演出等方面。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古典戏曲史的关注始于20世纪初,研究持续时间最长;对戏曲创作和批评理论的研究较晚,大概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到国内《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出版的影响开始的;关于角色和演出的论述不多,但也有少数汉学家长期深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欧洲早期汉籍书目中《西游记》的叙录及其意义

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欧洲的汉籍《西游记》收藏与研究逐渐丰富起来。至少19种英、比利时、法、意、德以及梵蒂冈的汉籍藏书与研究书目对《西游记》有叙录。藏书书目与研究书目对《西游记》的叙录各有侧重:前者重在对作者、版本、内容进行著录,后者则重在书名解题、小说故事评述及节译等方面。这些书目叙录是《西游记》在欧洲早期传播的文献基础和研读指南,也是《西游记》西传的开拓和西方西游学的发端,促进了《西游记》在西方世界后续的翻译、研究与传播。